汪曾祺的介绍【3篇】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散文吧？散文对作者主观感情的要求是所有文体中仅次于诗歌的。那么，你会写散文吗？壶知道为您带来了3篇《汪曾祺的介绍》，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汪曾祺简介 篇一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1986年1月2日上午
(有删节)
汪曾祺简介 篇二
关键词：京派；道家；童心；复归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4-0092-05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流派与文学团体，如雷贯耳的就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派等等。即就小说流派来说，获得众多文学史家一致认可的，也有十多家，如乡土小说派、七月派、海派、新感觉派等等。但是，综观如许的文学团体与小说流派，集中对“童心”进行阐述且创作了大量“童心”小说的，仅京派一家。为什么京派会对“童心” 给予如此的关注并付诸身体力行的创作？其“童心”理论是接受当时外来资源的影响还是由于本土传统文化之根性的深深熏浸？如果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儒家美学还是道家美学在起主导作用？京派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与传承具有何种深广的学术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
一 、京派“童心”观的渊源：西方抑或本土
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掀起了颇为狂热的“儿童崇拜”现象，从理论到创作，天真素朴的儿童成为礼赞的主要对象。五四时期“儿童崇拜”思想形成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外来影响。1919年5月1日，也就是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杜威来华访问，宣扬他的“儿童中心主义”学说。鲁迅于同年10月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予以响应：“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对沉滞的老中国产生了巨大震动，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传统儿童观，加之当时中国社会发现“人”的热潮，旋即成为一种时代意识深入人心，进而发展成中国本土的“儿童本位”论。另一方面，五四前后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学译介相当完全的时期，诸多西方哲人的儿童观也由此进入新文化先驱者的视野，对其产生强烈的精神震撼。如郭沫若就曾引霍尔的名言：“儿童时期是人类的天国，成人生活是从此而堕落者”，得出“小儿的行径正是天才生活的缩型，正是全我生活的规范”①之结论。五四前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形成一个高潮，且所介绍的大多为讴歌完美童心之作，如安徒生、王尔德、格林、泰戈尔等的童话或诗。这一切都对正迫切从异域文化吮吸营养的五四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冰心等人的儿童观的形成莫不与此密切相关。
京派同人亦对“童心”情有独钟，对于何为“童心”有过精准明确的阐述，并且创作了大量的“童心”小说。学界对京派的“童心”理论及“童心”小说也多有研究，开风气之先的，当属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中，他论述了京派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表现和讴歌童真美的小说。此外，还有《京派小说诗学研究》、《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论京派文学》等书也以专章研究了京派以儿童生活为叙述中心的小说，认为描写儿童礼赞童真是京派作家共通的创作特色。但是，他们都没有对京派的“童心”观进行溯源，而把关注
* 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京派小说与老庄美学之亲缘关系新探”（项目编号：WYM09045）的阶段性成果。
重点集中于其美学表现。京派“童心”理论的形成是不是也是受外来童心观的影响呢？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狂飙突进色彩，与它具有同质性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被其引为知音一时成为“显学”。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盛赞童心。谨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为例，他所宣称的“儿童是成人之父，我希望以赤子之心，贯穿颗颗生命之珠”②，以及他一生歌唱童心的文学行径，对中国现代作家“童心”观的形成影响甚大。华兹华斯的诗歌1914年就已进入中国，其“童心”观大规模被介绍则是自1919年始。但是，我们从当下学界对华兹华斯研究甚力的论著及论文中可以看出，华兹华斯几乎没有对京派产生多少影响。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京派对华兹华斯的接受——除了朱光潜于1934年在《诗的主观与客观》一文里对华兹华斯的文学观进行了分析，而1934年京派已蔚为大观。鉴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京派“童心”理论的建构资源主要不是外来的，而是渊源于本土早已有之的“童心”观——道家的“复归于婴儿”，理由有三：
首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以“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反对传统文化而全盘“外化”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落潮，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理性的沉淀、分析、反思时期。同样，五四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所形成的盛赞童心的理论与创作高潮于20年代中后期亦处于沉寂状态，而京派是在20年代末才渐次成熟起来的。
其次，从京派自身的成长历程来看。京派主要成员大都属于五四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不像鲁迅等新文学前辈们处于新旧文化激烈尖锐的冲突之中。同时，京派同人大多处于北京，北京中古文化积淀深厚，是一个具有闲适情调的城市，且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是一个政治气氛沉闷而文学气氛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这一切使得京派与五四一辈作家相比，拥有更加平静与理性的心境来看待传统文化，从而有可能在学理上发现传统文化的合理处与优长处，继而在创作中贯注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认为，由京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绩溯源而去，京派所恢复与表现的文学传统，主要是由老庄所开创的审美的文学传统。
最后，从京派对老庄的接受来看。京派作家与批评家皆有很深的“道缘”。废名精谙《老子》、《庄子》，又甚好六朝文章，亦慕魏晋名流潇洒倜傥的诗意人生。六朝审美文化深受老庄之熏染，这当然都加深了废名的“道根”。汪曾祺自言非常喜爱庄子，案头上常放的就是《庄子集解》，对其研读不已。至于京派小说的集大成者沈从文则说他于1922年来京前就已熟读老庄，并“完全反复消化了它”③，对老庄甚是服膺。沈从文曾在《沉默》一文中以庄子自诩，又在《长庚》中对庄子的拒绝政治、“宁曳尾泥涂以乐天年”的思想表示认同，并于《〈断虹〉引言》中明确提出“皈于自然”的命题，表现出追求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真的道家审美观。京派批评家代表人物朱光潜则在美学建构中把他所接受的西方直觉主义美学观同庄子相沟通，以至于意大利汉学家沙巴提尼认为朱光潜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而这个传统之木便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④。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熟起来的京派，一方面，由于五四所确立的“收纳新潮”这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影响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上，其文学观点、创作理念与审美意趣并未“脱离旧套”，依然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传承。京派在理论上对“童心”的界定及其小说文本里所凸现的童心、童真与童趣，正是接受了道家“复归于婴儿”这一本土文化资源的结果。
二、京派的“童心”理论与道家的“复归于婴儿”
从历史的逻辑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古有孩童崇拜的传统——这就是道家的“复归于婴儿”。
综观《老子》五千言，“婴儿”以及类似“婴儿”之义的表述共有五处，表达了老子“复归于婴儿”的理想。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蹊。为天下蹊，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本有而不失，乃为“常”，故“常德”即“道”。在老子看来，“常德”是朴未散为器之前的混浑无分际状态，所以“常德”也就是“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的“上德”，即大道的本然状态，而婴儿的状态就是“道”的状态。如果能像婴儿一样柔静无欲，就能不离“常德”，臻于“道”境。于此看来，老子提出“复归于婴儿”，目的与其五千言的宗旨一样——“复归于道”。《老子》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道”。这里我们且不考察什么是老子的“道”，而是追问：老子为什么要提出“道”？我们认为，在某个层面上，老子“道”的提出是相对于“人为物役”而言的。因为老子认为“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只有损、忘、减、去，才可获得“道”的真谛。在老子看来，婴儿还是存在的“无”，天然处于“抱一”状态，具有无知无欲、柔静空无、混沌淳朴等天性，还未有机会获得尘世的“物役”，本身就是“损之又损”，天然就是“道”之状态。故此，老子希望能“复归于婴儿”。“复归于婴儿”并非世俗观念所认为的在智力上回复到婴儿的懵懂无知状态，它实质上是老子的一种哲学理想，是老子希望人类能返本溯源于原朴无欲的生命，能够涤除物欲，重达心灵解放，皈依自然自由。
老子“复归于婴儿”的理想，在《庄子》一书中也有反复的申述。庄子与老子一样，也认为“儿子”（即老子所说的“婴儿”）本身就是“混沌”（《应帝王》），“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是“和之至”与“共其德”（《庚桑楚》），自然淳朴无欲无求。庄子盛赞婴儿，其哲学目的与老子相同，亦是为了“复归于道”，从而使人类能如婴儿一样的自然自由自在，“与天为徒”（《人间世》）。
对于何为“童心”，京派大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废名就认为，儿童世界是美与理想的天国：“小孩子的世界……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之国度”，并说：“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桥》） 联系废名的思想来看，“人世的‘罪孽’”应该是“贪”，因为他认为“贪是最大的障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而“贪”正是成人世界的普遍现实。在废名看来，童心是最美的，是诗化的境界，它的单纯与质朴能够更强烈地映射出成人世界的贪婪，同时也对成人世界产生警醒作用，使之具有反思的对象从而有可能走上复归之路。废名从美学角度对照着来思考童心的这种模式源自于道家。“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老子》）在这里，老子就以已为物役的成人的世俗表现来突出婴儿的无知无识、天真无欲、自然自在。
沈从文为人真诚良善，他极力推崇用美的极致——真与诚的童心来结撰故事和人生。以此来反观现实，沈从文感慨良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愿望。共同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继续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⑤ 沈从文孜孜追求的是以“童心”为内核的健康单纯朴真的人生形式，竭力反对“无情感的世故”，殷殷呼唤“明确而单纯”的童心。而现代白话文“明确而单纯”之义用古文来表达，就是老子所言的“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它们隔着漫长的时空在哲学与文学意义上获得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京派最后一个传人汪曾祺的“童心”观完美地传达出了道家所认为的“婴儿即道”的真谛：“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竞争，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⑥ 以汪曾祺的眼光来看，孩子本身就是一首最完美的诗。在这个烦躁喧嚣的尘世，一如黑格尔所说，唯有诗能够带领我们穿越世俗的长廊，回复到精神的天堂。而不管是道家所追求的“道”还是其所颂赞的“婴儿”，本质上都具有彼岸性与超越性。
京派认为：“第一流的画家所以高出平庸(尽管技法很熟练)的画家，分别正在一个有童心，一个‘纯’，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⑦ 在此，京派表达了两个重要观点：一，童心最重要的质素就是“纯”，这与老庄的看法完全一致；二，“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显然是指回返生命的原初，用孩子专一、纯真、新鲜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回到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之根，因而饱含童心之“纯”的文学作品。这与李贽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意思一致。而李贽“童心”说的根基，正是老庄的“复归于婴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京派对“童心”的看法以及以“童心”为内蕴来结撰的文学作品，其哲学与美学上的支撑，都渊源于道家的“复归于婴儿”。
三、美学汇归
京派不仅建立了滥觞于道家的“童心”理论，而且多有以儿童和儿童生活为对象的小说，如废名的《桃园》、沈从文的《三三》、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凌叔华的《小哥儿俩》等等。从美学层面来看，它们属于“童心小说”而不是“儿童小说”。因为，“儿童小说”是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其阅读对象是儿童；“童心小说”虽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儿童，但实际上的立足点是成年人，是成年人通过观照童心进而观照人生的一种哲学态度。京派以儿童视角感悟人生撰写而成的小说，其阅读对象无疑亦是成人。其实，不仅是以儿童为描写对象的京派小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童心小说”，就是那些以成年人（主要是老人）为主人公的大量的京派小说，我们依然可以称其为“童心小说”。如果说《小哥儿俩》、《受戒》、《三三》等这些绘摹儿童的小说表现了“纯真洁白之初心与本心”；那么，沈从文《会明》里的会明，《边城》里的老船夫；废名《桥》里的三哑叔，《菱荡》里的陈聋子；汪曾祺《收字纸的老人》里的老白；李健吾《看坟人》里的看坟老人；何其芳《老人》里的老人们，则是显现着“无欺无蔽之自然人性”⑧。京派这种“老小同一”的观点亦来自道家。老子就认为自己淳朴无欲，将自己归入婴儿一类：“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
回归纯洁、真实、原朴、自然，这是京派“童心小说”的主题范式，其美学目的是以儿童（我们可以将京派所塑造的老人形象视为已返璞归真的儿童形象）自然而然的纯真天性来建立尚未被世俗社会异化的人类精神家园，用童心之“真”与“朴”来构建返璞归真的生命形式与人生境界。我们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京派的“童心小说”与道家的“复归于婴儿”在美学上取得了汇归。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源于道，而“道法自然”，道之本性即自然。人既法道，那么道之性亦是人之性，故人之本性亦是自然。庄子说：“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无知”又“无欲”，正是婴儿的本质特征，是婴儿自然而然的表现，而这种自然而然的“素朴”状态在老庄看来就是“民性”——“素朴而民性得矣”。“民性”即“人性”。追求“民性”的“不离其德”，亦即追求生命的自然、自由与自在，这是老庄哲学与美学的一贯与终极目标。故此，老庄希冀“复归于婴儿”，因为在老庄的哲学与美学象征系统里，婴儿就是纯净原朴、自然而然的直接体现。不仅对人类的生命老庄怀有“人法自然”之情结，就是对待自然界里其他一切生物，老庄所看重的亦是它们的自然自在。如庄子眼中的马：“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还有那只“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而不愿“宁其死为留骨而贵”的乌龟……在道家看来，对于一切源自于道的生命（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应该“以鸟养养鸟”之方式尊重其天性，而不是“以己养养鸟”之方式将其扭曲。正是为了源自于道的生命在本体上能够自然而然，自由自在，任性而发，纯任天机，道家提出要“复归于婴儿”。
京派同人几乎都是从乡村走向都市的。从乡村到都市，决不仅仅是生存空间、生存地域的迁徙，更主要的是由乡土到文明的文化层面上的转换。然而，他们所面对的“文明”社会，却是都市在繁荣、现代的面纱下所呈现的道德的丧失与人性的沦落。文明陷入困境是京派作家反抗文明、返归自然本真的重要原因，这使得他们 “进城”以后依然自称“乡下人”，怀念清新的大自然所养育而成的自然人性美。如沈从文就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水云》） 李广田亦声称：“我大概还是住在都市里的乡下人……我始终还没有脱掉我的作为农人子孙的性道。”（《根》）在这里，“乡下人”决不仅仅是出身的认同，而主要是京派理想人格的象征性指代——自然本真的人格。在京派的笔下，承载了自然本真人格的人，主要是来自乡间的老人与小孩。京派所摹状的老人，平静诚挚通达超越，不管是垂暮之年还是乘鹤西归，都获得了与自然同化的意义：“……和万物一样，或者和波浪一样，不知不觉，溶于自然之流——平静而伟大的自然之流！他（指老人，笔者注）不存在：自然是他的存在。活着，象征着自然的奇迹；死了，他完成自然的美丽。”（李健吾《看坟人》）而京派塑造的孩子们则天真活泼淳朴无瑕，一举一动一思一想，皆是一首完美的自然之诗：那个认为鱼“同自己是一伙”、喃喃与鱼说着悄悄话的小三三（《三三》），那个想落天外地把坟墓看成姐姐的美丽瞳人的幼童小林（《桥》），那个在田埂上留下一串歪歪斜斜小脚印的小英子（《受戒》）……他们就是道家心仪的“不离常德”的“婴儿”，“专气致柔”，与自然合而为一。
老庄认为， 由于婴儿“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是一切的初始，所以能尽显本真、天真、纯真之气，本身即是纯任自然。进入京派视野的孩子们，由于“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边城》），亦是纯任自然。而京派笔下的“老人”形象，则在漫长的岁月里直接过滤了乡村人事的影响，从天真原朴的孩子直线走向通达无欲的“老人”——世事已是沧海桑田，他们的身心却不留丝毫痕迹，依然适性纯真，与自然同化。
在老庄看来，人类的物质享受、道德理性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人心不古、物欲横流：“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老庄认为只有弃绝这一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才能使人的自然天真、淳朴诚实、无知无欲的自然之性回归——“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反”、“归”、“复”三字是道家元典中频繁出现的语汇，它们意思一致，共同表达了道家对人类“复归于朴”、“返其真”这一“返璞归真”的哲学渴望。正是在人的生命本体与社会生活方式是否“法天贵真”这个逻辑原点上，道家要求“复归于婴儿”。因为，婴儿还未有机会获得社会文明的教化，天然处于 “至一”、“抱朴”状态，连“反其性情而复其初”之“反”与“复”都免了，直接“与天为徒”，保持着“朴”与“真”的原生态。
京派认为，童心就是经历了社会文明教化后再来呼唤与渴求那已失落的人类初始的精神家园。京派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表现“人性美，人情美”⑨，而在我们看来，京派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一个人际关系简单朴素的生命形式及人生形式——“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一切自然而然，诚真质朴，“不失其性命之情”。京派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主要并不是“人性美，人情美”，而是“人性真，人情真”。当然，这个“真”来自道家哲学体系里对“真”之本体义的界定，即内在固有的人之本性，是与人的自然之“道”密切相联的。只有在“真”的基础上才能见出“美”，没有真就没有美⑩。而儿童就是“真”的象征，京派认为儿童“具有天真的美”，“是一种无意而为的美，且因无意而美”{11}，这正是从儿童的天然之“真”来立论的。京派小说的这种文学诉求与美学目的，表达了京派对道家“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一美学理想的服膺。
也许在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儒家的“童心”观。儒家元典《论语》里孔子对此没有论述，但西汉刘向在《说苑》里曾有记载：“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趋之，趣趋之，韶乐将作。’”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此对“婴儿”意义的解读，如其所宣扬的“温柔敦厚”之诗教一样，依然带上了儒家礼乐文化的道德功利色彩。这足可见出儒道两家在哲学与美学意义上对“婴儿”意象所赋予的不同内涵。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美学宗旨是“文以载道”，即使在对“婴儿”象征意义的诠释中，亦不脱此法规。传统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主流就是儒家以诗教为核心的功利派，以老庄为代表及其影响下的道家美学则处于边缘。但是，由于道家美学强调自我表现，追求文学的独立自主性，重视文学的审美色彩，实质上代表着中国文学的自由艺术精神。与其追求文学的自由一样，老庄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提出“复归于婴儿”的哲学理想，本质上也是为了使人类已经异化的生命能够重新走向自在自由自然。京派“进城”后，却倾力写着乡村孩童与老人的天真淳朴，无疑亦表达了他们对自在自由自然的人性的追忆与渴望。温儒敏说：“从梁实秋、新月派，到‘京派’，文学观和批评理论有前后连贯的流脉，就是倾向自由主义，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与现实拉开距离，推崇古典式的审美标准。”{12} 我们可以看到，温儒敏列出的“自由主义”、“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与现实拉开距离”这三点，都是老庄思想及其影响所及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精髓和内核。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上，京派承续了道家的自由艺术精神，而在对人类生命的终极追求上，京派又承续了道家的自在自由自然的思想追求。
注释：
①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315页。
② 华兹华斯：《每当看见天上的彩虹》，《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译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③ 沈从文 ：《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④ 朱光潜：《朱光潜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⑤ 沈从文 ：《青色魇·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⑥{11} 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代序》，《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88、286页。
⑦ 汪曾祺：《齐白石的童心》，《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⑧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⑨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⑩ 刘保昌：《在真与美之间》，《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汪曾祺的介绍 篇三
汪曾祺的介绍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者，*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可以说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首批高知识分子，在他20岁时，通过自身的努力考**西南*的中文系，在他的一生中，文学上的成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荣光，他留下了许多散文集、小说集。
汪曾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同学办的一所中学中担任教师，在教学生涯中，也是他的创作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写了不少的文学小说，有名的如《复仇》，后来被刊登在文艺复兴的杂志上，并广为流传，人们开始认识了汪曾祺这样的一个人。
同样也是在教师生涯的过程中，汪曾祺认识了他的一生伴侣，施松卿。她也同样是一名教师，由于在一起工作，从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并且因此喜结良缘，从此相守相依。
汪曾祺的人生几经波折，历经过***战争，**开放，在这林林种种的是其中，汪曾祺依旧能够保持着一颗开朗的心态，并未被生活中的困难所**，反而能够将更多的感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写下了许多的**良作。
汪曾祺的作品有哪些
汪曾祺被后世的文人学者评价为当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的创作类型自然是少不了小说和散文。
首先，汪曾祺的一生是写下了不少的小说的，后来被收录成册，装订成集，流传于后世，传递于古今。在小说的创作中，汪老最为有名的作品均收录于小说作品集《邂逅集》中，而在《邂逅集》中当属受戒这篇小说最为有名，那么受戒到底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传递了作者怎样的意图呢？《受戒》整部小说中以一个小和尚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幸福的一生，既能够当和尚，但同样也能拥有爱情，这篇小说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的，讽刺了当下的社会环境。
其次，再来看看汪老的散文集，汪老的散文作品同样收录在散文作品集《蒲桥集》中，最为有名的有《我的家乡》等等。汪曾祺的散文有着独特的特点，读他的散文，有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他的散文没有太多奢华的词藻，也没有过多浓烈的感情，相反地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描述，从细节处取胜，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对汪曾祺的评价
汪曾祺的一生，可谓是极为坎坷，但在这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汪曾祺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也没有向**俯首，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坚强的活着。
后世之人评价汪老先生，他的一生走的极为艰难，伴随着*的脱胎换骨，汪曾祺也相当于被扒了两层皮。但无论经历了多少生活的折磨，精神的痛苦，却最终没有将汪曾祺先生**，他仍然具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淡泊**的性，真诚率真的情，不畏强权的魂。汪曾祺先生爱好学问，在文学界内的海洋里驰骋遨游，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知识，陶冶着自己的情操。经历过*的考验，度过了折磨后的汪曾祺，反而更加能沉心静气的专注于对学问的研究，真乃是令人佩服。
作家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只文狐，而且是一只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可见汪曾祺在文学上的造诣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盛赞过汪曾祺，说他是少有的学问界文章写得好的。沈从文也曾经说汪曾祺就是人太老实了，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却一直没有刻意的表露过自己的长处，以致于老舍先生很久之后才发现了汪曾祺这颗文学界的金子。
以上内容就是壶知道为您提供的3篇《汪曾祺的介绍》，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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