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手抄报资料【最新4篇】

2023-10-31 15:54:26

无法回味的感觉才是最美妙的感觉。对于军训，有些感受真的不能言传，只能在淙淙的意会中回味。那味道、就如品一味很浓郁的茶，只有尝过的人才知晓其中的蕴味，然后才能和有同样经历的人相对一笑，让美妙的感受在彼此之间传递。就如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军训，对于每个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军训手抄报，供大家参考。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4篇《军训手抄报资料》，亲的肯定与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关于军训的手抄报篇一

1976年，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850农场粮油加工厂的皮革班工作，当上了又苦又累、又臭又脏的臭皮匠。和我一起分配到皮革班工作的还有于长江。

1977年冬，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我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系统完整地学习过中学课程，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还是决定参加高考。我成为当时同届同学中敢于“试一试”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一“试”就是几年。这是后话。于长江选择了另一条路——参军当兵，接受解放军这个大熔炉的锻炼。

1979年春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是一份当年的《高考复习大纲》手抄本。这是我急需的啊！

是谁送来了及时雨？原来，于长江参军后，曾尝试报考军校。失败后，便放弃了继续报考的念头。但他一直关心着我的高考复习情况。他怕我买不到《高考复习大纲》，影响复习，便从战友手中借来一本《大纲》，每天训练之余，趴在床上为我抄写《大纲》。他一笔一划，逐字逐句，连标点符号都标的清清楚楚，准确无误。他就这样一连抄了几夜。

捧着于长江从千里之外的军营，为我手抄的《大纲》，我的感动，就是在27年后的今天，也不曾消失。

军训手抄报资料篇二

这次的6天军训已成为我难忘的回忆。

军训让我懂得了吃苦。心里经常叨念着：流血、流汗、不流泪的**，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毅志！流云飘过训练基地上空的苍穹，太阳依旧不解人情。在烈日下的我们，个个都汗流浃背，虽然时常有水补充，但豆大的汗珠依旧接二连三的从额头流过脸颊，然后轻轻地落在了每个人的上衣上，于是洁白的T-恤衫很快就被汗水浸湿了，但无论怎样受烈日的煎熬，我们每位同学都没有退怯，站军姿时，个个都纹丝不动，真的达到了站如松的最高境界。

军训又让我学会了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也唱出了彼此的友谊。在艰苦的训练过程中，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仅**了个人，也**了我们五班的形象。因此，这时候，学会团结是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军训又让我拥有了自信。之前做事犹豫不决的我，在艰苦的军训生活里重新清晰地认清了自我，原来，只要拥有自信坚持自己是最棒的，就可以完美地做好每一件事，哪怕是再艰巨的任务，也会做的出色、精彩。

虽然只是短短的6天军训，却让我懂得、学会、拥有了许多，这也许是我进三附中上得第一堂完美、充实的课吧！

相信在今后的高中三年级的学习生涯，一定会发扬在军训中继承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努力提高自己，望在高中学**给家长、老师、更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

关于军训的手抄报篇三

田中义一与《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出生于日本长州武士世家，幼年家境贫寒，以卖木炭为生。年纪稍大时，在元老山县有朋家当茶房役。由于田中聪慧善学，深得山县有朋的赏识，倾心指点田中研读中国典籍，田中曾研读《曾文正公全集》和《大清一统志》等。

田中从军后，不断研究中国的历史，并在日本侵华的多次战争中因战功卓著而屡屡升迁，逐渐成为日本军阀中的“中国通”。特别是田中已经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认为大清是一条很大的、生了病、并且病得不轻的龙，他已经不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甚至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

中国是日本的近邻，有着广阔的内陆和海疆。日本是个孤岛，是海洋中的一叶小舟，且多发地震。日本的人口密度之大、国土疆域之小、资源极为匮乏，令日本人的生存危机重重，日本的将来更是困难重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向海外扩张。于是，田中继承了山县有朋的衣钵，将向海外扩张，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作为夙愿。

1927年的日本有两大政党，一个是政友会，一个是民政党。几经努力，田中担任了最大、最有势力的政党政友会总裁。当时，民政党的总裁若礼次担任日本首相。他主张用经济侵略的方式，逐渐侵略和占领中国满蒙。若的这一计划遭到了主张军事侵略、甚至是尽快实现军事侵略实力派的极力反对。

1927年4月，政友会组阁，田中义一出任首相。新内阁一上台，就主张武力侵占满蒙。

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亲自召集军政要人召开“东方会议”。除了日本本土的要员参加会议，凡是日本派驻中国东北、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等使领馆官员、特务机关头目、特别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等官员齐聚日本东京。这些人聚会的宗旨就是研究所谓未来日本发展的方向，即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东方会议”是如此重要和见不得人，难怪会议主持人日本外务次官森恪说：“如果露骨地说，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东方会议’的外衣”。

8月29日，田中义一将平时的一贯主张，及“东方会议”的情况，写成了奏折上奏天皇。同时，田中公开对外讲：“中国的内乱会波及满蒙，帝国因有特殊地位和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将以适当之处理。”世界各国听到田中的此言感到震惊，认为日本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占。

实际上在“东方会议”召开时，各国的情报人员和“记者”2000多人纷纷来到东京，企图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会议的内容。对此，东京警视厅特意增加了3000名警察，严密监视这些由国外来的人员，还在邮局和海关等增加千余人检查邮件。并在驻地海军内部成立间谍速成学校，招募900人接受训练。

当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获悉苏联人已经将奏折从日本高官手中以30万元购得，于是秘密派人专赴哈尔滨，欲以50万现洋截购苏联人买去的奏折。又传出美国人愿出20万美元购买，看来各国都不惜重金志在必得。后来的情况表明，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传闻，《田中奏折》并没有落在苏联或美国人手中，而是中国人蔡智堪巧妙地利用日本人，从日本天皇皇宫书库中抄出送回国内，才使《田中奏折》被披露出来。

蔡智堪潜皇宫抄出《田中奏折》

蔡智堪，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派出驻日办理国民外交的特使。长期以来，蔡智堪与日本官方的实力人物和社会名流有许多来往，蔡经常用地道的中国料理招待这些日本客人。他的厨师是原来曾为京剧大师梅兰芳当厨师的崔大师傅。崔师傅烧的中国菜再配上蔡智堪从中国带来的五加皮酒后，常令这些日本人赞不绝口。由于蔡智堪好客和坦诚为人，使很多日本人愿意与他来往，并相互成了挚交。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与中野正刚、出云代议士和金森贵族议员，在东京私宅三楼畅饮“五加皮”时，家中下人接到从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块大点心。中野也是十分喜欢中国口味，加上几杯酒后兴致正浓。于是，他毫不见外地对蔡智堪说“中国的大饼可否转赠于我？”因为当时国内通常邮寄包裹，特别是用邮寄食品的方式传递消息。于是，蔡智堪机智地说：“此饼并未煎过，食之有害。”

待饭后，蔡智堪送走了日本朋友，立即将这个来自沈阳的大饼切开，看见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东北军外交办公室主任王家桢的亲笔手书，上写：“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树人”是王家桢先生的大号。1924年，蔡智堪与一起，在日本筹备总理孙中山抵日各项事宜。当时嘱咐蔡智堪要多为“满蒙”尽力，从那时起蔡智堪就特别留意日本关于中国东北的动向。

“皇姑屯事件”后，为了证明是日本人炸死了，蔡智堪曾向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对日外交的王树人先生，提供过日本炸弹碎片。

多年来，蔡智堪经常将他所掌握的日本内幕政情，无代价地经王正廷转交张学良将军。由于蔡智堪和王正廷的关系密切，所以王正廷每到东京，都下榻于蔡智堪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当时蔡智堪只知道田中决定武力吞并东北的阴谋，尚不知田中首相在“东方会议”后，亲自拟定奏章密呈裕仁天皇的事。蔡智堪知道这是日本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万一事情败露，由于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籍，肯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蔡智堪反复考虑，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决定运用国民外交手段，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拿到田中奏折。

于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许多人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的五加皮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处的比较密切，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他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说出口，永井竟一口回绝。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容我再想想办法。”

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的政策公之于众，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

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正廷。

几天后，王正廷以“王川”名字，电汇5000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牧野看后也感到高兴。他当即让妾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日本的皇宫有24个大门、36个偏门。皇家警察众多，他们手执长刀日夜守卫。一般各门前设有长桥，日本人称之为“断足桥”。如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长刀，砍断其足，然后再以“不敬罪”处以死刑。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蔡智堪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三四十张，绿色锈线数团，银锥3支，大小针1包，扮成一个修补册籍的工人，携带牧野伯爵弄来的盾形“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为“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后来觉得这个门的“断足桥”很长，从这上走容易被发现。临时决定从“红叶山下御门”进入皇宫，进门后再走五六分钟就到了皇室书库，那时是零时五十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约六七十张，标签上写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内容揭秘

蔡智堪由日本皇宫书库中抄出的《田中奏折》的封面上，有如下文字：

“田中首相致其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积极政策函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其标题是《对满蒙积极政策上奏之件》，序言为：

欧战而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及经济，皆受其不安。推其原因，无不因我对满蒙之特权，及确得之实利不能挥发所致，因而颇烦陛下圣虑，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时，特赐对支那及满蒙之行动须坚保我国权利，以谋进展之机会云云。圣旨所在，臣等无不感泣之至。

然臣自在野时主张对满蒙积极政策，极力欲使其实现。故为东方拓开新局面，造就我国新大陆，而期颁布昭和新政。计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间，召集满蒙关系之文武百官开催东方会议，对于满蒙积极政策已经议定。短祈执奏。（以下略）

奏章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引率群臣诚惶诚恐，谨伏奏我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之件《对满蒙之积极政策》。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褒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籍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社会，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盖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立既不能坚固，国力无由发展矣。满蒙之利源，悉集於北满地方。我国如无自由进出机会，则满蒙富源，无由取为我有，自无待论。即日俄战争所得之南满利源，亦因九国条约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国不能源源而进，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东三省，势如万马奔腾，数约百万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满蒙之既得权，使我国每年剩余之八十万民，无处安身。此为我人口及食料之调节政策计，诚不胜遗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满蒙，不急设法以制之，迄五年后，支那人民必将加增六百万人以上。斯时也，我对满蒙又增许多困难矣。回忆华盛顿会议九国条约成立以后，我对满蒙之进出悉被限制，我国上下舆论哗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县有朋，及其他重要陆海军等，妥议对于九国条约之打开策。当时命臣前往欧美，密探欧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见。是谓成立九国条约，原系美国主动，其附和各国之内意则多赞成我国之势力增大于满蒙，以便保护国际之贸易及投资之利益。此乃臣义一亲自与英、法、意等国首领面商，颇可信彼等对我之诚意也，独惜我国乘彼等各国之内诺。正欲发展其计划而欲破除华盛顿九国条约之时，政友会内阁突然倾倒，致有心无力，不克实现我国之计划。言念及此，颇为痛叹。至臣义一向欧美各国密商发展满蒙之事，归经上海。在上海船埠，被支那人用炸弹暗杀未遂，误伤美国妇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佑，义一身不受伤，不啻上天示意于义一。必须奉身皇国为极东而开新局面，以兴新皇国而造新大陆。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欲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实以铁与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更进而言之。以臣义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时，转伤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无事，则东亚之将来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国运必无发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却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遣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夫华盛顿九国条约，纯为贸易商战之精神，乃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势力。节军备缩小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盛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而置支那之富源于英美富力吸收之下，无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故以民政党等，徒以华盛顿九国条约为前提，盛唱对支贸易主义，而排斥对支权利主义，皆属矫角杀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杀之政策。盖以贸易主义者，如英国，因有强大之印度及满洲为之供给食物及原料；亚美利加，因有南美加拿大等可为伊供给养料及原料之便；则其余存之力可一意扩张对支那贸易，以增其国富。无如我国之人口日增，从而食料及原料日减。如徒望贸易之发达，终必被雄大资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终无所得。最可恐惧者如支那民日就醒觉。虽内乱正大之时，其支那民尚能劳竞争仿日货以自代。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加之，我国商品专望支那人为顾客，将来支那统一，工业必随之而发达，欧美商品必然竟卖于支那市场，于是我国对支贸易必大受打击。民政党所主张之顺应九国条约，以贸易主义向满直进云云者，不啻自杀政策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易贸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国土也。我对满蒙之利权，如以积极政策而扩张之，可以解决种种大国之要素者则勿论矣。而我年余剩之七十万人口，亦可以同时解决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国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积极对满蒙利权主义之一点而已耳……

《田中奏折》曝光以后

蔡智堪经过两个夜晚，在皇宫中全文抄出《田中奏折》简直高兴极了。第二天早上，他立即到邮局给东北军外交办公室主任王家桢发电报：“我务已果，明去赔罪。”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奉天。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他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正廷外交部长。王正廷见后大喜，无暇招待蔡智堪便立即将此送达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王正廷方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王正廷前往南京向南京政府报告。蔡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后，也随即返回了东京。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桢翻译成中文的，张学良立即让王家桢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了200册中译本，立即呈送南京国民政府，并发给东北官员。因为是绝密文件，当时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看到它。

恰在此时，“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于是，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在中国公布《田中奏折》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并污蔑是中国伪造的，此事在世界各国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南京的一位爱国将军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赖的情形后，立即将手中的《田中奏折》交给南京《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公诸于众。

《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美、英、苏等国的报纸，均揭露了日本妄图侵占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阴谋。

中国代表在国联公布了《田中奏折》，立即成为中日与会代表舌战的焦点。日方代表松冈洋佑做贼心虚，指责说《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中国代表则讲明此件是从日本皇宫书库中抄出的证据。松冈急忙电告日本政府，要追究责任。结果，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人全部被免职。

虽然，当时蔡智堪没有被查出，但是蔡智堪在山下勇被免职后，为山下勇支付了生活费二万五千元。不久山下勇又据此强占了蔡智堪的私宅。虽几经索要，但始终没有要回。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也知道了是蔡智堪潜入皇宫书库抄写了《田中奏折》，于是将其抓入牢中。蔡智堪在日本的全部产业约200万美元，全部被日本政府没收。

二十年后，蔡智堪深有感慨地说：“事隔二十余年，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田中奏折》是日本军阀断送日本、断送自身、也断送中国的疯狂政策的结果。若不是战后保留天皇制度，这一文件也将断送了天皇。牧野和床次先见及此，藉我国之手泄之于外，原为打倒田中内阁。从一切断送之后看，牧野和床次应该见谅于日本国民的。我为此遭受的产业牺牲固然很大，和牧野、床次名誉牺牲似乎相同。牧野、床次为安定天皇，不惜泄露机密！而我则是为中日和平才如此之举。日本朋友应知道我蔡某不是“间谍”，而是九分爱祖国之中国人，却也是一分爱日本的人。但他们却连十分之一的产业也没给我留下。”

几十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刊物上，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一文，详细介绍了潜入日本皇宫抄出《田中奏折》的经过。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一些人还在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不论日本怎样否认，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从“东方会议”至日本投降，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事实、实施的具体步骤和方式都与《田中奏折》中所策划的是完全吻合的，也印证了《田中奏折》的存在。

蔡智堪卓越的情报工作

蔡智堪出于爱国之心，在日本期间机智巧妙地交际各方政要，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获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除以上引证的蔡智堪获取《田中奏折》的亲身经历外，本文特选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蔡智堪在日本活动期间给张学良等东北地方当局政要发回的部分密电及相关史料佐证：

1、蔡智堪致赵卓凡电

3月10日东京

“价格不合，无论如何交涉，亦属无益。问题既解决，付之有耶！无耶！内部正在纷扰中。蔡。

2、胡俊给张学良等呈

3月17日

“谨呈者，顷接东京蔡智堪函称，昨晚奉上一电曰……谅必早蒙洞鉴矣。此系十日上午滨口首相询问币原曰：“木村与张副司令交涉之希望如何？”而币原对曰：“张副司令所提出之条件非常巧妙，因此恐无成功之望，唯有听其自生自灭而已”云云。因得此材料，故作如上蓄意之电文，奉为参考，等情前来。理合检同电文呈请厅长王转呈副司令长官张。

职胡俊谨呈

3、蔡智堪致吴家象电

5月25日延吉

辽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长勋鉴：弟既到延，因无证明文件不得如命调查各事。请速电知延吉镇守府，特与弟以便利。

蔡智堪禀

4．驻吉副司令官公署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电

5月26日吉林

沈阳司令长官公署钧鉴：顷据延吉镇守使吉兴电称，据宪兵徐队长查有蔡智堪，称奉长官公署赵卓凡、胡俊两秘书派，由日本东京来延调查日警及鲜人情形。询无凭证，且行迹言辞可疑，请转电询示复，等情。据此，钧署有无赵、胡两秘书遣派蔡智堪赴延边调查情事，谨电请查明，迅赐电示，俾使转令该使遵照。

驻吉副司令公署叩寝印

6．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致熙洽等电稿

5月27日

吉林熙参谋长鉴：汉密。亲译。贵公署寝电悉。查该蔡智堪久居日本，向办新闻事业，常以所得消息报告我方，现在日人新渡卢博士一行，赴延调查。该记者即系其团体中之一人，曾由本署胡秘书转据函称，此次赴延，颇愿为一切有利我国之宣传，求为转知延吉镇署，与以便利，等情。当经按照上述原委，密函告镇守使，嘱俟该记者晋谒时，予以接洽。凡关于日人平日在延边种种横暴行为之材料，均可供给。但其人言论行动，亦应严密注意，随时报闻，等因在案。特复，并希秘密转饬知照。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感机印

附：蔡智堪呈

弟自东京出发以来，顺途巡游朝鲜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虽有报告材料多多，因初到龙井之时，被我国之军警责弟无有护照入国，因此被拘在龙井公安局。明日欲押送至局子街镇署处，是故无闲可详细修书报告，幸祈谅之。不幸因我方军警误解，而受此意外，且弟亦不便真言其目的，弟恐事情外漏，反被日方误解。事属我国之事，又不便托日本领事为弟证明其身分，以解我军警嫌疑。既为国民一分子，唯听其自由。按明日押至局子街，如我当局仍责弟无护照为辞而挑难者，弟按即时出境回东京任地，以享自由之乐。唯对我东北政府之命令，因此而未能实行其义务，颇自慨叹。此乃事因我地方官之不理解，非弟不欲依长官之命令而实行，此点幸祈谅之。烦先生速以边防公署秘书厅名义，急电局子街吉兴中将，为弟说明其底蕴，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动，以免有心插柳偏不成林。至松野博士与弟同来，弟因受我地方当局误解，致追随松野博士之后，又不成功矣。专此急禀胡俊、赵卓凡二先生均鉴。于龙井村商埠公安局内。

弟蔡智堪呈

军训手抄报篇四

宁都，位于江西省南部，小布是宁都县西北的一个乡镇。境内群山环抱，丘陵起伏，这里曾经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1936年12月，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将部队“集中于江西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这其中的“小布地区”就是红军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1931年1月中旬初建立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的小布。红军无线电通信队的诞生，不仅标志着我军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装备，而且也标志着我军有了一支新的兵种。

“一部半电台”起家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是没有无线电通信装备的，红军的作战大多是依靠徒步或骑马送信以及少量的有线电话来指挥。然而，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这种落后的通信方式已经很难满足战争的需求。因此，拥有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显得尤为迫切，正如1930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在二打长沙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此次攻打长沙不克”，原因之一是“技术条件不具备……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1930年12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战役以敌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红军在龙冈战斗中取得了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全歼敌军9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的辉煌战绩。

在龙冈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和俘虏了无线电技术人员10名。可惜的是，当时红军战士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又出于对敌人的愤恨，就把这部能收能报的电台砸成了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于是就成了“半部电台”。当这“半部电台”送到小布红军总部时，、还是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带着“耳朵”可以收听情报的电台，并因此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在龙冈大捷之后的东韶战斗中，红军在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次，由于有了那道命令的保障，红军战士们将这部电好无损地送到了小布红军总部，这样红军便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台，也因此有了“一部半电台”起家的说法。

1931年1月4日下午，和在小布红军总部亲切接见了刚刚参加红军的王诤、刘寅等无线电人员。热情而充满期望地对他们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也鼓励地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1月6日，在小布红军总参谋处的院子里，在王诤、刘寅等人的操作下，红军将缴获的一部半电台进行了首次安装试机，成功地建立起了第一部电台，并抄收了中央社的新闻，在当时苏区连报纸都很难看到的情况下，红军总部异常高兴。这部新组建的电台实际上便是我军最早的无线电台，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便由此开始。1月中旬初，红军总部在这一部半电台的基础上在宁都小布的陈家土楼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队，红军总部任命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无线电通信队编制共100多人，除技术人员外，还有监护排、运输班、炊事班等。曾对无线电通信队的建立给予极高的评价：“无线电通信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有了无线电通信，部队就可以撒得开，收得拢了。”

我军无线电通信人才培养的开端

新组建的无线电通信队，技术人员大多是从军队随机俘虏过来的。为了充分发挥无线电台的作用，建立红军的无线电指挥联络网，需要拥有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为此红军总部决定开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以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来不断壮大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于小布总部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随后，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小布陈家土楼正式开课。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招收了12名学员，他们大多是从各军选调的思想、文化素质好的同志，其中有三名女同志，他们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训练班生活。无线电训练班设在无线电通信队内，教师是电台的技术人员。

、对这个训练班非常重视，经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亲自为学员上政治课，说：“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他的重要性，红军缺少电台，就好比缺鲁班石一样。”于是，给学员讲了鲁班石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又说：“红军今后要大发展，一块块分割的苏区，要你们从空中架一座桥梁，把它连接起来，大家想想看，你们不是红军的鲁班石吗？”则鼓励学员：“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学条件非常的简陋，他们把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时，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室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他们从小布到青塘，又到吉安东固坳。尽管如此，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始终牢记、的教诲，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无线电技术骨干，并正式走上了无线电通信技术岗位。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办不仅为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开展输送了宝贵的人才，而且为红军以后的无线电训练班继续开办，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我军从此开始了无线电通信人才的培养。

我军技术侦察兵的开端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但是这并不完整的“一部半电台”还是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为了充分发挥这一部半电台的作用，队长王诤向政委冯文彬建议，可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对敌人电台之间的通报进行监听。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红军总部的赞同。于是，新组建的红军电台每天的任务除了抄收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就是监听敌军电台，抄收敌军电讯，帮助红军总部及时了解敌军的动向，为、等红军领导人作战略决策提供参考情报。这时候的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实际上就是起着技术侦察兵的作用，也可以说，我军的技术侦察兵就是从宁都小布开始的。

很快，无线电侦察的作用显现出来了。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前夕，红军电台依旧每日密切收听敌军情报。1931年5月15日黄昏时候，红军电台截获了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明码通报，得知敌人将进攻红军驻地东固的重要情报，并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红军总部。、根据这份重要情报立即进行临战前战略部署。16日，第二次反“围剿”第一仗打响了，由于红军的准备充分，下午，红军电台便在白云山指挥所收到了公秉藩师电台连续拍发的“sos”紧急求救呼号，不一会，王金钰师部也发出了“sos”紧急求救呼号，这说明第二次反“围剿”首仗告捷，胜利的消息先从红军电台传出，红军电台也因此受到总司令的表扬。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红军从没有电台到拥有一部半简陋的电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的高度重视下，无线电通信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壮大。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先后缴获了敌人电台8部，这时，红军已发展到了6个无线电分队。无线电通信队也逐步升格为无线电大队后扩改为无线电总队，并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电指挥网。随着电台数量的增多，力量的增强，1931年6月2日，实现了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报；9月下旬，实现了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11月7日，建立的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31年12月14日，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又带来了40余名报务人员和机务人员，配有8部电台。这样，红军电台总数增到了16部，红军的通信力量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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