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精选5篇】

2024-04-24 22:49:18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以下是细致的小编午夜给大伙儿整理的5篇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一

超过60%的人在2011年认为自己幸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小悦悦之死刺痛了国人心灵,“社会风气”对“公众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力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二

2011年10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幸福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0~2011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79.9,比上年提升0.4个百分点。幸福小康指数涉及到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各方面。

2011,你幸福吗?

这样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们,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在深陷震灾的日本,一个住在安置点的老太太告诉中国记者,“海啸虽然来过,但樱花还是开了”。

在硝烟弥漫的利比亚,一张卡扎菲浑身是血、狼狈不堪的死亡照片,宣告利比亚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战争。但利比亚民族和解、民主进程的路依旧漫长。

在美国的金融中心,冲到华尔街的民众喊出了“We are the 99%”。

还有不堪骚乱的英国、洪水肆虐的泰国……

若是非要做一个横向比较,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是否会觉得相对幸福?

2011年10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展开的“2011中国人幸福感调查”得到了这样的数据:觉得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超过60%的人,在2011年,感觉到了幸福。

本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87个城市,参访者男、女比例为52%和48%,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涉及农民、公司职员、公务员、企业高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等十余种职业。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调查利用NetTouch系统对参访者所在城市、性别、职业、收入等配额指标进行了后台控制,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税感,是幸福感,还是痛苦感

“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是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公众城市幸福感的最大因素”

今年最令中国人不幸福的,大概非税莫属。近几年,媒体和公众对“税”的关注,其广度、深度和热度远远超过以往。从个人所得税到车辆购置税、物业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的关注,一直延伸到很多类似“馒头税”一样的“隐形税”是否被转嫁给消费者。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到“税感时代”。

今年9月,个税新法正式施行。而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两年前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2009 Tax Misery & Reform Index)排行榜也再度盛传。在这个榜单上,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第二位。这个两年前的榜单被再度热议,是因为那些被税负困扰的人们,在此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针对《福布斯》排行榜,《人民日报》采访的专家批驳说,《福布斯》将各个税种最高税率相加的算法很不科学,国际通用的税负考察方法是取一国税收总量与GDP的比值,即以“宏观税负”来衡量,如此计算,中国的税收负担并不很重。另一些专家则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税负多少,而在于人们通过缴税获得了什么样的公共服务。

其实“税感”是个中性词,可以是痛苦感,也可以是幸福感。这个新词的出现,体现了民众在通胀预期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下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焦虑,而这些都在考验着政府和官员们的执政理念与智慧。今天,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追问“我能少交多少税”,而是要进一步追问:我交的税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希望能够听到明晰清楚的回答――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必备的基本素质。

这样的观点,在本次《小康》调查中也获得了佐证。在选择“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因素”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25.6%的参访者选择);而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依然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中之重。

当公共服务成了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后,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因为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民众倾向于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公共服务水平,而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换来的益处却不易得到体认。仅凭可感知的公共服务收益判断是否幸福,似乎有失偏颇。

关于经济建设对幸福感的影响,人们其实并非缺少感知:本次《小康》调查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被44%的参访者选为“影响公众城市幸福感的最大因素”,位列各选项之首。国家统计局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较前一年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9%,而自1998年以来,这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市居民。2011年10月,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城乡差距缩小的良好态势仍在持续:2011年前三个季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6%。

在本次《小康》调查中,参访者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仅次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若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至少在过去一年里,因地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不幸福感,应当有所减少。

幸福,靠奋斗还是靠老爸

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

然而另一种趋势,即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疏离,似乎又给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障碍。

2011年5月,国家统计局了“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据:上海非私营单位职工收入位列全国之首,年均71874元;江西职工年均收入最低,约为2.9万元。

两个月后,胡润研究院《2011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称“目前中国已有96万名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9.7%,其中还包括6万名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9.1%”,奢侈品和奢侈品级服务的市场需求因此持续增长。这份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与上海相关的数字――2011年,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入会费为18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14%。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相比较不难计算,对于年人均收入71874元的上海职工而言,这样一个入会资格需要用25年的工资购买,而对于年收入2.9万元的江西职工来说,这笔钱够他干上62年。

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职业的选择就像是幸福的岔路口。在本次《小康》调查中,在评价“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时,参访者们的首选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第二名为“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小康》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决定性作用”( 30.4%),或“具有较大作用”(59.6%)。

《2011胡润百富榜》上,上榜的亿万富豪中不乏年轻的80后,“关系”注解一栏为“父子”或“家族”者更多。一直以来,寒门子弟想成功,还有借教育成长奋斗为精英人物这一路径。但在2011年7月,一位有15年教龄的老师发表博文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他的依据是“学校里的中考状元,或者高考状元,基本家里都是条件很好的”,“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见识上来说,起跑线上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本次《小康》调查也显示,共计70.7%的参访者说他们“完全无法接触到”和“无法直接接触到”“官二代、富二代”;而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到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参访者比例的77.8%。

一方面是受教育质量与家庭财富水平成正比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教育公共服务投入占GDP总量4%的承诺近20年不能兑现。这真的是一个“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时代?

有好风气,才有幸福感

影响婚姻幸福感的最大因素,依次为“收入”、 “夫妻二人的情感”和“住房”

“社会风气”对“公众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力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二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古话放在今天依然让人感慨万千。本次《小康》调查显示,高达70%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是影响婚姻幸福感的最大因素。其次,才是“夫妻二人的情感”(占 66.4%)。而在本次《小康》调查结果中, 排在“影响婚姻幸福感”因素第三位的是“住房”。

民政部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近年来离婚人数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7.65%,每天有5000多对夫妻劳燕分飞。房子怎么分,成了离婚案件最常见的争议焦点。

201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开始正式实施。《新司法说明三》中引起人们最热烈争议的是:房子假如是父母出资买的,那么谁的父母出资屋子归谁;如果是婚前贷款买的,那么谁首付房子产权归谁。

这项对“女方父母买房男方没份”也予认同的法律无疑是公正的,只是肯定合理的事情却未见得合情,不合情处,就如将同样内容的法律放到印度必然招致男性反对一样,因为那里有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女方陪送厚重嫁妆的风气。而对中国的民情来说,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幸福感其实很简单:离婚了,在没有了情感慰藉之后,希望能尽可能地减少财产的损失。

除了经济水平、收入、房子这些“硬件”之外,还有一些“软件”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本次《小康》调查显示,24.5%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风气”对“公众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力巨大,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在第二位。

如此结果并不让人意外。这一年里,人们看到、听到了太多拂逆社会正气的事情。南京“彭宇案”阴影尚未散尽,2011年,“老人跌倒,路人该不该主动去搀扶”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全国各地频现类似天津“许云鹤案”等多起搀扶摔倒老人反被“冤枉”的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新闻屡见于媒体。在这种背景下,卫生部甚至公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这个2万多字的指南从技术上解答了“老年人跌倒应该怎样扶”的问题。当不敢搀扶跌倒老人业已变成一种让人无奈的社会风气时,人们都在反思,到底是什么,让见义勇为者寒心,让行善的好人得不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信任危机之中?

10月21日凌晨,被两车碾轧、被18个路人视而不见的小悦悦走了。小悦悦之死,引起了一场媒体和微博的大讨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可爱的小悦悦,每个“小悦悦”都事关一个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小悦悦之死会引起我们长时间的痛感和反思。广东省委书记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在公众参与下创造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但愿小悦悦之死,能以刮骨疗伤般的痛楚让我们每个人远离冷漠,修复爱心。

2011年,个税起征点提高了,高铁速度下降了,城乡差距缩小了,而人们的总体幸福感则稳中有升。在将本次小康幸福感调查结果与国家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后,《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机构得出2010~2011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79.9,比上年提升0.4个百分点。

“您是否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当面对这一问题时,本次《小康》调查中,67.7%的参访者回答“是”。

很多时候,有希望,也是一种幸福。

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篇二

近几年来,中央及地方一直致力于推进扩大和升级消费,促进经济转型,这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坚强保障。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会议提出一是要增加收入,让群众“能”消费;二要健全社保体系,让群众“敢”消费;三要改善消费环境,让群众“愿”消费。这三点要求将是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制定多措并举政策的关键。为真实反映陕西消费市场情况,了解影响当前全省居民消费意愿的因素,为省委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省局开展了陕西城乡居民消费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由省局统一组织,省局各社会经济调查队负责实施调查。各调查队调查样本数为50个,其中,城镇和乡村分别调查25个样本,城镇可选取2-3个街道调查,乡村选取2-3个乡镇调查。调查样本县(市、区)分布为关中6个、陕北2个、陕南3个,分别是户县、耀州区、陇县、临渭区、华阴市、蒲城县、宝塔区、略阳县、西乡县、绥德县、洛南县。此次调查样本的选取多为中小县区,经济发达程度中等,较为真实的反映了陕西占比较大的中小城镇及乡村的消费水平。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51份,全部收回并均为有效问卷。

(一)调查对象的结构分布。

通过对551名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呈现以下特点:

从调查对象年龄看,中青年居多,其中30岁(不含30岁)以下的占14%,30岁至40岁(不含40岁)之间的占20.1%,40岁至50岁(不含50岁)之间的占31.8%,50岁至60岁(不含60岁)之间的占26.5%,60岁以上的占7.6%。

从调查对象职业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占比最大,受访的551人中,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占12.5%,企业人员占15.4%,务农人员占34.1%,个体人员占12.5%,务工人员占18%,退休人员占6.5%,待业人员1.0%。

从调查对象收入来源看,多一半居民为工资性收入,其中选择工资性收入的受访者占53.7%,选择种(养殖)植收入的受访者占27.2%,选择其他的受访者26.3%。

(二)调查结果的城乡差异。

1.收入水映出乡村居民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调查显示,城镇受访者月收入1000元以下占5.8%,1000-3000元之间占45.3%,3000元及以上占48.9%;乡村受访者月收入1000元以下占41.5%,1000-3000元之间占44.7%,3000元及以上占13.8%。

2.乡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收入升少降多。在增收调查中,城镇受访者收入比上年减少占16.7%,比上年增加占22.8%,与上年基本持平占60.5%;乡村受访者收入比上年减少占38.9%,比上年增加占24.7%,与上年基本持平占36.4%。

3.城乡居民一致认为物价水平比较高。对物价的感受方面,58.3%的城镇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较高,12.3%认为物价水平很高,29.3%认为物价水平一般;55.3%的乡村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较高,14.9%选择物价水平很高,29.8%认为物价水平一般。

4.7%主要在网上购物;从乡村受访者看,92.7%没有网购或者偶尔网购,6.2%经常网购,1.1%主要在网上购物。城镇受访者网购明显多于乡村。综合起来,80.4%的受访者没有网购或者偶尔网购。本次调查对象多是县区级城镇及乡村,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对于新兴的商业网购业态,陕西的县乡级网购率明显较低。

5.中央八项规定对调查对象外出就餐带来影响。从城镇受访者看,37.0%外出就餐次数减少,6.9%外出就餐次数增加,56.1%外出就餐次数没变化;从乡村受访者看,28.4%外出就餐次数减少,10.2%外出就餐次数增加,61.4%外出就餐次数没变化。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减少外出就餐,对城镇和乡村受访者的影响区别不大。

6.乡村受访者日常购物方便度低于城镇。对生活用品购买便利程度调查显示,城镇受访者89.1%认为方便,2.2%认为不方便,9.1%认为一般;从乡村受访者看,65.5%认为方便,12.7%认为不方便,21.5%认为一般,乡村受访者感到购物不方便度高于城镇。

7、商业网络的触角还需延伸。调查显示,对家具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74.8%的受访者选择在县城购物,20.3%的受访者选择在地级市购物,只有1.1%的受访者选择省会城市购物,另有1.6%的受访者选择乡镇购物。由此可见,随着“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消费政策的实施,家具及家电的销售网络在小城镇及乡村正在逐步建立,给城乡居民购物带来了便利,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影响减少。同时,调查还表明,有83.3%乡村居民选择在县城购买家具及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乡镇的商业网点还相对较少,发展明显不足,亟需加快对乡镇商业网络的建设。

(一)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根本因素。根据调查结果,月收入1000元以下占22.5%,1000-3000元之间占45.4%,3000元及以上占31.4%,收入总体较低。受访的551人中,收入比上年减少占27.8%,比上年增加占23.8%,与上年基本持平占48.5%。在受访者中55.8%选择收入是影响自己消费的主要因素。在高物价的情况下,而收入总体水平不高,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造成居民的购买力受到限制且难以提高。

调查对象月平均收入占比情况。

(二)物价水平成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56.8%的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较高,13.6%的受访者选择物价水平很高,29.6%的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一般,说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物价水平的感受都是较高。同时,受访者中76.2%的人选择价格是影响自己消费的主要因素。

物价水平选择情况。

(三)质量因素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59.2%的受访者选择商品质量是影响自己消费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毒奶粉”、“地沟油”等假冒伪劣商品事件时有发生,消费环境、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消费者因为担心买到不合格的产品,而减少了正常的消费,极大的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信心,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大众消费能力。要解决“能消费”的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那么首先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整体面上促进增收。其次要促进中低收入阶层人员收入,包括促进农民增收,使得中低收入阶层人员收入增长水平至少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随后快于经济增长。高收入阶层的基本消费已经饱和,增加的收入更多会用来投资。中低收入阶层人员收入增长以后,更多地会将收入用于消费。因此,要高度重视中低收入阶层人员的收入增长,这样才能有效的提振消费。

(二)进一步加强社会化保障体系建设。要解决“敢消费”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如果收入增加了,但是人们还不愿意进行消费,都用来储蓄或者投资,那么提振消费的目标依然无从实现。其中敢不敢消费就涉及到社会保障,很多人为什么不敢消费,是因为有后顾之忧,看病怕医保不够、养老怕养老金太低、房价太高还要通过储蓄足够的钱来购买,所以只有社会保障体系从各个方面得到完善,覆盖面更广、更宽,才能让人们“敢”消费。

(三)科学建设、严格管理各类消费市场。要解决“愿消费”的问题,除了提高收入,消除后顾之忧外,还要解决产品、服务、环境的质量。很多人往往消费之后,买不到好产品,得不到好服务,受到诚信方面的影响,消费体验差,就会不愿意再去消费。要改善消费环境,让大家吃的放心,用的放心,消费倾向才会提升。

(四)加强商业网点建设,线上线下齐头发展。一方面,提档升级现有商品市场体系,加快乡镇商业网点建设,延伸乡村消费;另一方面,推进乡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乡镇网络使用费用。同时,拓展快递业乡镇业务,解决快递最后1公里问题,最终形成城市乡村、线上线下齐头发展,方便全省百姓消费,繁荣陕西消费市场。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三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否可被量化,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体验?自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后,幸福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重要课题。

自2009年11月开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牵头的课题组,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逐步展开全国福祉指数或称民生指数的调查及编制。

据吴晓灵透露,尽管已经编了31个省的指数,但是由于不完善,还不能公布。希望再积累一两年,再向社会公布。

从GDP崇拜,逐步转向以民生为本,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执政理念。

量化幸福

由不丹模式引发的幸福指数热,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幸福或幸福感是否可以被量化以及如何量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近年来持续关注幸福指数的研究。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量化幸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量化得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央视的“幸福”采访,其实也是一种量化,即最低层次的分类量化——幸福的和不幸福的,这种量化粗犷并稍显武断,信息量不大。

最高水平的量化即等比量化,目前在幸福研究领域仍然空缺,迄今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最终完成这一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不仅幸福可以量化,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税负是否沉重,也都有相应的测量标准,至于结论是否完全如实地反映了现状,则见仁见智。

接下来的问题是,幸福应该如何被量化。

在10月下旬的一节研究方法课上,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傅世敏,曾就央视的“你幸福吗”与学生们展开讨论。

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定义幸福;第二,央视调查的样本量有多大,样本选择是否有代表性,问卷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第三,面对央视的话筒和镜头,被访者是否有压力,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有多高,能不能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就像高官到贫苦农家里慰问,日子过得好不好啊,即便过得再苦,也一般不会说不好。这就是一个反应偏向的问题。”傅世敏认为,对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方法和调查环境非常重要。

不丹的幸福指数调查已渐趋成熟。不丹政府的公开资料显示,不丹的幸福指数包括九个一级指标,即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利用、社区活力及政府管理,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另分设子指标。

据称,每隔两年,不丹政府还要对这一评价体系作出微调,以求幸福指数符合时展的最新要求。

而彭凯平认为,不丹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它的幸福指数,也完全是基于自身优势编制的,不丹模式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

按照彭凯平的观点,幸福科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门学科,而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非经验、直觉基础上的,而且各项指标要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国民,另外,幸福指数必须包括个体化体验。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已有一些方法获得了社会的关注,比如欧盟的幸福指数、盖勒普的幸福指数等,美国密歇根大学也对此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并已建立起了指标体系。

彭凯平发现,中国对幸福指数的调查,最大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指导。研究需要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参与。

彭凯平参加过幸福江阴的研讨,在他看来,江阴的幸福指数,在酝酿出台幸福政策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问题设计较为合理。

据说,江阴的幸福指标分成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标,一类是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如图书馆多少、植树多少、绿化率高低、污染程度怎样、居民上下班距离远近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测得出的。主观指标即个人满意度,如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对家庭关系是否满意,对社区、学校教育是否满意等。

未来期待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与社会平均幸福感有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幸福感越低。

10月27日,《201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公布,该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完成。

报告称,虽然各研究机构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不尽相同,最低的0.43左右,最高的在2011年已达到了0.5,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尼系数近年居高不下。

该报告发起人兼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唐任伍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表现在各个方面,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

为什么有些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反而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还要高,唐任伍的解释是,从经济学上说,幸福等于满足与欲望之比,小城市居民的欲望往往相对简单和低层次,而大城市居民对未来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精神压力也更大。

彭凯平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已研究发现,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幸福感与收入并不成正相关。

换言之,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提高将不成正比,而与周围参照个体的关系更大。

美国进入3000美元时代是1962年,英国、法国分别是1968年和1972年,中国是2008年。

“大家并不在乎世界上有超级富豪这回事,离得远,和自己没关系。大家在乎的是,周围邻居或朋友的突然暴富,尤其财富来路不明的。”彭凯平说。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持同样看法。

李实认为,个体幸福感的确与很多因素相关联,如教育、住房、医疗、环境、职业、婚姻状态、社会保障、政治自由度等,但与其他选项不同的是,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少幸福感。

“其实如果纵向比较,收入肯定提高了,生活确实改善了,但大家更愿意横向比较,于是,哪怕收入增长稍慢些,也会心生失落。”李实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说。

实际上,最近两三年,中国在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

据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介绍,目前农民工工资已从2007年的1000元左右,增加到了3000多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已有了显著进展,新农保、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均已全面建立。

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农产品补贴,2012年调整的贫困救助标准,也从原来的一年900元左右,提高到了2300多元,这对保障和适当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作用。

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篇四

亲爱的居民朋友:

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调查!

为了研究社区居民对社区满意度情况,提高居民社区生活质量,我们设计了本次调查。本调查答案没有对错、好坏、高低之分,不会对您本人产生任何不良影响,旨在通过对居民满意度的调查对社区的相关建设做出改进。本次调查采用匿名形式,我们将严格保密您的信息,您可以放心作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此次活动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部分:社区基本服务。

q1、据您经历过或了解到的,社区对一些困难家庭的帮扶工作做得怎样呢?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q2、据您的了解,社区对一些老年人的服务方面工作做得怎样呢?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q3、您对社区开展的就业帮扶工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不清楚()。

q4、您对社区所提供的一些诉求调解服务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不清楚()。

第二部分:社区文体教育活动。

q5、据您知道的或者了解到的,社区是否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教育活动?

很好,经常开展()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偶尔开展()很差,从来没开展()不清楚()。

q6、请问:您觉得社区的文体教育活动场所和设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

q7、据您知道或了解到的,社区是否经常组织开展一些教育培训活动?(访问员注意解释:包括针对育婴指导、健康保健、劳动技能以及其他培训等)。

很好,经常开展()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偶尔开展()很差,从来没开展()不清楚()。

q8、据您的了解,社区是否经常组织开展一些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活动?

很好,经常开展()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偶尔开展()很差,从来没开展()不清楚()。

第三部分:社区安全状况。

q9、请问:您觉得居住在本社区里让您有安全感吗?

非常有安全感()比较有安全感()一般()不太有安全感()没有任何安全感()。

q10、那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的一些治安防范措施做得怎么样呢?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q11、请问:您对你所在社区警务室的一些工作质量评价如何?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第四部分:社区环境状况。

q13、请问:您对本社区的卫生状况方面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q14、请问:您对本社区的绿化方面的工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q15、请问:您对本社区一些车辆的停放及管理工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q16、请问:您认为本社区内的各种噪音及环境污染方面的管理及控制做得如何?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

第五部分:社区民主自治情况。

q17、请问:您对社区居委会民主选举的组织工作满意吗?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不清楚()。

q18、请问:您对涉及居民公共利益的相关事项社区居委会在处理的方式方法满意吗?(访问员注意解释:如召开听证会,召集居民代表讨论商议等)。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不清楚()。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q20、您对社区目前邻里互助、邻里关系的状况满意吗?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第六部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情况。

(访问员注意解释:社区工作者的界定应是在社区居委会里工作的成员,不包括物业管理及其他非居委会工作人员)。

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q22、据您了解,您对社区工作者在办事效率上的评价是怎样的呢?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不清楚()。

很好,经常走访()比较好()一般()--偶尔走访()从来不走访()不清楚()。

很尽职尽责,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尽职,甚至失职,非常不满意不清楚()。

第七部分:综合评价。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

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篇五

自20xx年城乡一体化住户改革工作开展以来,根据该区被调查的8个调查点,78户居民数据显示,该区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57元,与云岩区、南明区并列全市第一,同比增长9.5%;农民人均期内现金收入5909元,同比增长17.8%,增速排位全市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

(一)调查点主要基本情况。

1、大山洞社区服务中心:本调查点为老区政府住房,现由于区政府搬迁,多数已经买卖,现住户多为就近的工厂工作人员或个体经营户及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由于靠近中心区域且为路边,个体经营收入较为乐观。

2、艳山红社区服务中心:本调查点70%以上的居民为七冶建设有限公司职工,住户多数已经退休,子女也进入七冶公司就职,工资收入较高,较少部分在外打工做生意。

3、鸡场社区居委会:本调查点为较新建商品住房,大多由贵阳轮胎厂、贵州铝厂、中铝贵州分公司、七冶建设公司、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外来打工人员购买,工资收入较稳定,但居住人员结构较为复杂,退休人员较少,个体户较多。

(二)家庭总收入基本情况。

上半年城市居民家庭总收入1257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6%,其中可支配收入1205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5%,占总收入95.9%。家庭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1005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占总收入80.0%;经营性收入87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5%,占总收入6.9%;财产性收入27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3%,占总收入2.2%;转移性收入137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占总收入10.9%。

(三)家庭支出基本情况。

上半年城市居民家庭总支出10042元,其中消费性支出8379元,占总支出的83.4%;财产性支出206元,占总支出的2.1%;转移性支出993元,占总支出的9.9%;社会保障支出464元,占总支出的4.6%。

(一)调查点基本情况。

1、沙文镇新寨村:本调查点位于沙文镇中心村镇,人均耕地面积1.5亩左右,主要栽种玉米、香葱,交通便利,由于征地拆迁影响,大多数居民将土地承包给外来人员栽种,自己收入土地承包金及部分收益,少数人员在临近的工厂打工或自营商店,收入相对稳定,且土地收益款较高。

2、牛场乡牛场村:本调查点位于白云区最偏远的乡镇,交通相对不方便,且人烟稀少,人均耕地面积0.5亩左右,主要栽种水稻、玉米、油菜等,少数人员为乡政府工作人员或外出打工,其余人员在就近企业打工或务农。

3、麦架镇下堰村:本调查点位于紧邻白云城区的麦架镇中心,由于大力发展房开建筑业、工业企业等原因,下堰村已经几乎没有农用土地,少数自留地只用于自己食用蔬菜的栽种,交通便利,居民主要为个体经商、企业就职、出租房屋和包建筑工程、物料运输等,收入较高。

(二)现金收入基本情况。

上半年农村居民期内现金收入590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8%,其中工资性收入314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占总收入53.2%,家庭经营性现金收入194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3%,占总收入32.9%,财产性收入52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6.8%,占总收入8.9%,转移性收入3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占总收入5.1%。

(三)家庭支出基本情况。

上半年农村居民期内现金支出6131元,其中生产费用支出93元,占总支出1.5%,生活消费支出5938元,占总支出96.9%,转移性支出100元,占总支出1.6%。

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支主要特点。

(一)个体经营成为城镇收入新亮点。被调查的30户住户中,住户共计87人,其中就业人口数49人,无就业人口2人,退休人员7人。其中5人为批发零售、仓储运输、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自营人员,自负盈亏,收入普遍较高,成为该区城镇收入的新亮点。

(二)物品丰富,食品支出持续增长,但较上季度有所回落。交通便捷,又逢瓜果蔬菜成熟的季节,食品丰富,活跃消费,上半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共计2688元,占总支出的32.1%,但较上季度的35.3%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由于春节等重大节日消费对全年整体影响缩小。

(三)学校开学、假期集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高涨。上半年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共计1786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21.3%,一方面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教育培养,且城镇居民学龄儿童配套教育设施完善,另一方面短途自驾旅行、家庭娱乐设备购置也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各大工业园区、高新园区入驻,农村居民就业良好,工资性收入增长迅速。上半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314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就业形势良好,工资待遇增高。

(二)自有住房较多,出租房屋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新来源。由于地处乡、镇,土地丰裕,农村居民修葺自有住房,多用于出租或自营,收入稳定,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新亮点。

(三)食品价格平稳,食品消费活跃。上半年我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178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0.9%,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30.0%,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支出结构明显优化。

(四)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有所增长,但有待提高。上半年该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56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5%,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9.5%。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减免农村居民适龄儿童学杂费,且配套教育场所不如城区完善,居民娱乐设施、场所不如城区繁华,对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影响较大。

(五)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交通事业发展,农村居民交通工具拥有量大幅提升。被调查的沙文镇新寨村及麦架镇下堰村地处二环四路城市带,交通日渐方便,更由于征地拆迁,农村居民拥有大量拆迁补偿款,用于购置货物运输、家庭使用的车辆比比皆是,既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的支出,占生活消费性支出的`29.6%。

(一)调查帐页仍然存在漏填、漏记。帐页仍然存在漏填漏记情况,特别是期初手存现金、期末手存现金、家庭成员在外用餐次数等指标,指标的漏填将会导致汇总数据中居民手存现金和居民生活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与实际生活情况有所偏差,影响汇总结果。

(二)帐页编码存在错误。城镇和农村居民打工工资编码有所不同,由于城镇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故城镇居民打工工资应编码自由职业劳动所得,而农村居民打工工资应编码其他劳动所得,编码不当会导致汇总数据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非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非收入所得、借贷性所得六个分项指标数据相应的此减彼长,影响统计监测。

(三)生产费用支出和生活费用支出混淆不清。根据调查制度,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所调查的为调查点生活现金和实物收支记账,由于居民居住、出行等方面存在生产与生活共同存在的情况,不易分清,若帐页数据混淆将违反调查制度,对最终数据的汇总评估产生影响。

(一)加大培训力度,争取省、市专家指导,为调查夯实基础。继续加大对辅助调查员的培训,争取省、市领导莅临指导,制订月度入户情况统计表,通过加大入户次数,更好的与调查户沟通,夯实调查基础。

(二)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点,适时开展督查。根据工作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点,抽样督查,到现场了解辅助调查员工作情况及调查户的配合程度和业务知识的了解程度,为调查工作夯实业务基础。

(三)加大学习力度,实时掌握程序汇总变化进程。加大与省、市调查队的联系和沟通,掌握程序更新、权数变更等第一手消息,并学习程序汇总相关知识,做好数据分析比对,保证数据衔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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