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晋督培训个人总结范文【优秀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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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晋督培训个人总结 篇一
根据市局统一部署安排，2017年全市交警系统警衔晋升培训第一批4月17日至5月3日，开班在富阳场口进行一周的理论学习（理论结束参加为期十天的路面实训），支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闫春雷到现场认真部署了培训工作和强调了培训期间要严格遵守制度，要求围绕"素质强警"的理念，带着思考学习、注重实践，通过培训在规范执法、职业教育、警务技能上得到提高。
在理论学习中，听取了市局法制、督察、纪委、支队治安中队各位老师的认真授课、各位培训老师结合近期市局、支队发生的典型案例给我们讲理论、讲业务、讲实战、讲经验、讲教训，让人大彻大悟，既得到震撼又得到警醒。"平安交通，快乐民警"告诉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快乐的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心智与心理模式训练"通过游戏活动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自己心理作用的重要，人只要能越过自己，敢于面对，勇敢地去交流沟通，就会让世界充满爱。"领导艺术"教给我们每一位都要学习领导的艺术，如何有艺术地去协调领导工作，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路面实训中，一是在江干交警大队四中队天城路与机场路岗位，进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整治宣教、对限行车辆进行处罚、对参加宣教的人员进行认真教育。期间查获使用假证、无证驾驶员一名，车辆被依法扣留。车辆被依法扣留。执勤中，一辆行驶中的车辆突然冒烟立刻让驾驶员下车熄火，向公交车借用两个灭火器进行扑救，及时处置了一台自燃车辆避免了损失扩大和交通拥堵。二是在火车东站枢纽岗位上，与周浙勇、郑正来师傅每天处罚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五十余次。期间一名交通违法人员试图逃避处罚十分不配合，施安队长耐心劝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解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违法对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当事人最终低头认错接受教育，避免一次反管理事件的发生。
三是路面执勤中有一位群众送来捡到的身份证和火车票，车票距离开车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立刻通过公安查号台527114、大队指挥室查询，联系当事人在最短的时间将车票和身份证交给了失主，得到了群众和当事人一片掌声。四是查处酒驾中，施安队长带领大家在路口科学设卡、依次对车辆驾驶员进行排查，在凌晨三点多查获醉酒驾驶员一名、酒后驾驶员一名。
查处过程中发现一名驾驶员突然停车与副驾驶室的人员进行互换，上前排查中发现该原驾驶员有酒味气息，经过现场教育、认真核实，当事人承认了自己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认错并愿意配合处罚。整个查处酒驾过程中，施队长带领大家规范、严谨、认真顺利完成了查处酒驾任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实训过程中的每位师傅本着这样一个宗旨，联系实际对我们的学习加以引导使自己在政治素质上得到极大提高，并深刻感受到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的巨大作用，使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规范执法，工作中对不配合的当事人，首先自己要克制情绪，多一些耐心、多一份理解更能够使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对我执法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的精彩讲评和工作教育，受益匪浅，感受颇多。
总之，通过此次警衔培训，以更加"贴近实战、突出实用，争创实效",指导意义切实而深远。自己无论在思想政治上还是在具体的执法工作技能上都得到提升，我非常感谢在此次培训中给我们授课的各位老师和江干大队带领我实训的韩振方队长和各位师傅，我会将学习到理念和技能充分的运用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去，投入到交通管理的现代警务机制的建设大业中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凸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警衔晋升培训个人总结（二）
江苏省司法行政系统20xx年度第二期司升督警衔晋升培训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在短短的20天中，通过认真学习，刻苦训练，我在体能、警务技能、专业理论知识上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在培训期间，我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立足本职，自我加压，苦练体能，精练技能，将专业理论知识与本职工作相结合，促使自己在业务素质、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通过培训，更使自己在政治素质上得到极大提高，并深刻感受到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的巨大作用，期间我认真聆听了镇江市委党校、镇江司法警校等大专院校教授们的精彩讲评，受益匪浅，感受颇多。下面简单谈几点体会，与大家共勉。
一、要对得起"警官"这个神圣的称号
各位教授在讲课前都会说一声"各位警官，大家好！",听后感到特别地亲切和欣慰，同时也感到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更能感受到"警官"这个称号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人民警察，肩负着改造罪犯和劳教人员的神圣职责，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以一个人民警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警容严整，举止文明，热情大方，为人友善，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树立起监狱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给监狱人民警察丢脸，做一名合格的监狱人民警察。
二、学习好十七大，做十七大的忠实践行者，努力工作，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报告科学地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推进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勾画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为我们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十七大报告，深刻领会十七大的精髓，在日常工作中，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出色地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十七大的忠实践行者。充分领悟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要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镇江党校教授的精辟讲述中，我了解到，科学发展观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进一步认识了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通过对和谐社会课程的学习，认识到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通过学社会，也为我们下一步的监狱工作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使我认识到以后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严禁打骂、体罚、虐待罪犯，对待犯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坚持循循善诱，直至彻底改变其扭曲的思想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回归社会以后不至于被社会淘汰、抛弃。
四、了解领导科学，掌握一定的为人处事原则，增强团队意识。
培训期间，我们学习了领导科学这门课，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了解到日常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和领导搞好关系，而且还要与同事们和睦相处，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一定的为人处事原则。对上级领导我们要做到不卑不亢，维护他们，尊重他们；和同事们友好相处，谦虚礼让；尤其要与工作在管教一线的同志们多沟通多交流，做到职能科室要面向基层，服务于基层。对待不同问题，要讲究处理问题的不同的方式方法，别硬来，乱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要用宽广的胸怀，宰相的肚量，处理好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办事时既要做到公平合理，又要不失自己的人格尊言，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此次司升督警衔晋升培训，我们徐州监狱一共来了八个人，通过培训，我们八个人就像一杆枪，团队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培训学习中我们互相取经，遇有不懂的我们能互相请教，力求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并且严格遵守学习纪律，遇事请假，在生活中我们互相照顾，力争不让一个人掉队，更好地体现了徐州监狱民警的团队意识，为徐州监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通过这次培训，还使我深刻感受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工序、每个环节，都是由一个部门或多个部门的干警按分工协作去共同完成的，这些部门的干警在每项工作中必须切实加强合作，相互鼓励，坚决服从指挥，全面提高工作效率，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否则，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工作的顺利完成。所以，对培训民警进行团队意识的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增强业务素质训练，力争精益求精。
20天中，培训中心安排了三次警体训练，并进行了实弹射击，在警体训练中，训练场上气温高达30多度，虽然我参加过前一段时间的江苏省监狱系统岗位大练兵活动，并在洪泽湖监狱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期间的艰苦非现在警衔培训强度能比，但我仍然把它作为提高自己素质的一次难得的机会，训练中我认真刻苦，认真按照警校教官的要求去做。遇有问题认真向教官讨教，并反复训练，一定达到自己满意为止。在实弹射击中，由于经过射击瞄准的训练，并且经过教官精心的调教，对实弹射击已经了初步感性的认识，所以，在真正的实弹射击开始时，我心里非常有数，把前方的靶子看成敌人，不浪费每一颗子弹，射击结果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还不错，没有辜负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六、珍惜时机，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晋督培训学习每四年进行一次，可谓机会难得，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时机，认真学习，专心听讲，做好笔记。同时也要与其它单位的同志们多加交流，取长补短，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俗话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各位教授的讲解都特别精彩，也特别深刻，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因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对事物的看法当然也就不同，限于表面现象的多，对事物看不清，看不透。听了教授们的讲课后，我的心里一下子明朗了许多，尤其是对十七大精神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对服刑人员的人权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知识的系统学习将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学以致用，力争理论联系实际
20天的培训时间也许太短，但是十一年的工作经验再加上这次培训的经历，会让我以后的工作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尤其是镇江市委党校关于科学发展观精彩的诠释，使我对此概念有了更明朗的认识，老师们妙趣横生的语言让上课内容很生动，课堂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掌声，"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创新创新再创新",这将是我今后工作学习的一个奋斗目标，我一定会以这次培训学习为契机，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真正成为一名学习型民警，活到老，学到老，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为党的监狱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司晋督培训个人总结 篇二
此时，离东方雄鸡的苏醒还远着呢，漫漫长夜裹挟着天灾人祸，1921年的中国，是那只在被按在砧板上刀架在脖子上的鸡，脚一哆嗦，就是一场地震；血滴溅一滴，就是一场洪水；喉咙一呜咽，就是一轮兵灾匪患。12月16日，鲁迅在北京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夜地震约一分时止”。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有史书记载的地震达10次之多，加上水灾、旱灾、瘟疫和雪灾，江湖之远一片哀嚎。
在这样的时局下，在京沪等大都市里，先进的思想继续着“”以来的激昂，民族工商业见缝插针的享受着自由资本主义，列强们在租界的霓虹夜晚引领着国人的时髦生活。高高挂起及时行乐与忧国忧民励志图强，一对矛盾并行为京沪线上的两根铁轨，拖载着笨重迟钝的中国列车前行。
1921年7月23日，列车经过了上海法租界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命运注定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将在此上车，成为改变列车运行线路的中坚力量。
1921，依旧而已
1919年群众争国权运动的高峰，既体现在火烧北京赵家楼，也同样体现于以上海为中心的罢市风潮。
“惩办卖国贼”、“救国停市”、“释放学生”、“夺回青岛”、“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口号，彻底代替了此前类似“挥泪甩卖”和“大降价”的膏药，密集地贴在各商店门前。少数仍在营业的店家，被学生逐一跪请关门，强大的精神压力幻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精神能量。极个别悄悄复市的店家，理所当然地品尝了众怒的滋味。6月9日，悄悄开门的徐家汇某老板被斥责为“众目之为衣冠禽兽，冷血动物”，不得不“羞愧关门”；新市场酒菜馆女主人因拒不关门，惨遭“人肉搜索”，群众将相馆所存底的女主人相片贴出，钉在道德风杆上，傍书不要脸不爱国妇人，观者皆拍手称快。
满腹委屈的，一跃成为了那段时期的社会生活主流。然而时间总在平复许多事情，也就包括1919年巴黎和会带来的屈辱和“”激发的忿恨。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被解职，中国代表团拒签合约，让“”的滔天巨浪渐次平复了下去。而引发一连串争权爱国运动的山东问题却依旧摆在那，毫无解决迹象的度过平淡的1920，以及可谐音至“依旧而已”的1921。
委屈仍在继续。希望尽快接管战败的德国在胶州湾利益的日本，于1920年两次提出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通牒，均被中国政府拒绝。为避免此问题被提交华盛顿会议解决，日本又于1921年9、10月两次向中国提出交涉说帖。9月25日，北京学界决定次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讲演，10月2日，54个团体在中央公园举行由太平洋会议联合会发起的会员大会，一致反对直接交涉，由于政府立即通过舆论驳斥日本说帖，重新激越起来的民愤没引向大规模。然而，在年底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英美“斡旋”下，还是与日方进行了场外直接交涉，这让还幻想着西方列强主持公道的国人又一次希望落空。依然是学生领头，在12月开始了较强烈的示威活动。上海工商学界也在次年伊始，发起“秩序必须整齐，不主张罢工，以示文明和平态度”的5万多人大游行。相比2年半前以为源头的“惩办”、“雪耻”，情绪和场面上都平和了不少。
此消彼长，群众所宣泄情绪，从民族主义转向了自身利益。形成不久的无产阶级在这一年里掀起49次罢工，涉及13万人，本来就脆弱的工业文明遭到连续重创。羸弱的北洋政府，连自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快支出不了了，几乎所有机关都面临或长或短的欠薪危机。就像对外的屈辱由学生率先反应一样，对内的窘迫率先遭致教师的发难。3月14日，北京大学等八所大、中学校教职员为抗议当局积欠经费，举行罢工；4月8日，这八所学校的教职员全体辞职，30日，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教职员要求；半个月后，由于意识到政府的空头支票，教职员再次辞职；6月3日，席卷了更多学校的请愿索薪水活动却引来卫兵，教职工被击伤10余人，其时，警察厅官吏也被欠薪2个月。身在南方却无力北伐的孙中山，适时通电八校员工，欢迎来粤，并于12月10日对北洋军阀大总统徐世昌的通缉令。
风情有待细说
沪上，毕竟不是任凭兵匪和天灾肆虐的中原与西部，已经有着稳定社会阶层构成的大城市里，生活依旧得继续走下去。这一走，就走出个花花世界，浮动暗香。
“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棉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这是丰子恺先生《旧上海》中记忆下的1921年，显然，晶莹剔透的时尚华服是抢眼的，同时那个时代的风景，也是由张扬美丽的大街和藏污纳垢的陋巷共同泼墨而成的。
1921年，究竟是否算得上中国摩登时代的起点，这实在不好说，但香烟广告却不经意的体现着潮流变迁之风。1914年，宣传画里“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被置于山水和花草中，继续着葬花的幽怨；1915年，以居家为背景的广告里，女子还继续缚着三寸金莲；“五四”飓风一吹，翻到1920年，画里的小脚变成了洋装，从座椅前站起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女权运动，将Louise Brooks的齐额刘海短发形象带到上海，创办不久的各西式女校，成为广告画家注意的目标，那些东方面孔西方左派的女生漂亮极了。
同年，上海著名的《妇女杂志》撰文《女子服装的改良》，认为中国旧式女子服装的直线无法体现女性之美，提倡新女装的曲线美，随后旗袍逐渐成为专属于妇女的日常服装，上海遂成为海派旗袍的发祥地。没过几年，《良友》画报积极响应并扩散着欧美最新的流行风潮，时装趋势报道的版面，从此成为沪上女子最为追逐的纸张，无论歌舞升平的和平时期还是枪火大作的战争时期。
在北京和上海，电影这种“西洋戏”早就不为民众陌生，1905年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也带动起了民族电影工业，将越来越多杂耍式的片段带到人们眼前，1920年，梅兰芳出演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被从舞台搬到影院，引起很大轰动。1921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首映，就直接再现由真实新闻而来的现实主义，赌徒阎瑞生因欠债，将有点银两的王莲英骗到郊外谋财害命。任彭年执导的这部影片，长达2小时，所有场景均来自实景，并在放映时配有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说明，像今日一样引来“色情恐怖”、“有碍风化”的批评，对影片无疑是一种激发观影好奇心的营销。更重要的是，《阎瑞生》的上映，打破了洋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彻底垄断。第二部长故事片《海誓》也于同年开拍，讲述了一个曲折复杂的画家与少女的爱情故事。中国的故事电影，也就此从侦探和爱情两种类型起步了。
第二年，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网罗了一大批日后被证明对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年轻人，郑正秋、张石川这样的编导和阮玲玉、宣景琳这批最早的影星，无疑都深受新文化运动和西洋文艺的双重洗礼，也将作为后起之秀的电影与时俱进的变为反映时局、娱乐大众、推动社会的绝佳载体。
有戏就不乏绯闻。这一年，北洋军阀首要实权人物吴佩孚收到一位德国女士的情书，“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将军看后笑复“老妻尚在”，没就此笑纳一位西洋小三。另一位著名的“精神小三”方君瑛则于6月14日，为自己一往情深的吞服吗啡殉情，死前，为向恶毒攻击自己的陈璧君证其清白，在遗书中强调自己与爱情“仅属精神，并未及于乱”。
一个16岁的宁波富二代秦泰来在这年来到上海，少年住在北京路河南路口老爸开的金号楼上，课余开始操弄手中的相机。和所有纨绔子弟一样，荷尔蒙澎湃的少年，热爱女性，尤其对儿时挂在家中的一幅玉女照念念不忘，少年注定得不到相中的那姑娘，因为那是老爸的小妾，更糟糕的是，她死了。就着这被定格的永恒之美，持相机的少年开始追寻他心中的理想：为渴望挽住青春的女子留下倩影，为容纳这些女子的都市记住摩登。到了娱乐明星产业勃兴的30年代，秦泰来已经成为诸多画报定的第一摄影师，明星们不但没法给他脸色，还得相反任其摆布忍受他的臭脾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势必能在城市形成两股并行不悖却偶有冲突的生活暗流。一股随着租界内的风尚指向标，追逐着摩登生活；另一股将“新青年们”的咒骂当耳边风，继续着老祖宗慢悠悠的戏曲传统。
1918年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多次在天蟾舞台演出，以综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和醇厚流丽的唱腔，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1921年，与杨小楼合作组织“崇林社”剧团，年末与福芝芳结婚。同时，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也开始进入个人戏曲艺术的成熟期，与梅兰芳并列四大名旦。再加上高庆奎、姜妙香、马连良等人，作为改革派的海派京剧，因吸纳了戏剧和电影等新文艺的精华，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将二胡等乐器加进乐队，从而使京剧在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中，也难得的增强了艺术竞争力和群众凝聚力。而江南的一些昆曲艺术家也自筹资金，在苏州开办起昆剧传习所。
无论如何，作为非生活必需品的文艺项目要能继续下去，得需要为它们提供物质养分的经济生活。于是，事关都市居民生计的工商业和金融业成了人们八小时之内的头等大事。
史量才，是从方方面面影响那个时代截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同时在多所注重实践技术的新式学堂任教，课余积极参与向列强收回路权的抗议运动并成为《时报》主笔。精力和能力都极度旺盛的史量才在辛亥革命后，一脚踏入政界，成为江苏省议员，一脚迈入传媒，接手了老品牌的《申报》，并以独特的内容视角和经营方针，让自己一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这还不够，在1921年，握有一手好牌的他，砸下一轮：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入超级豪宅。然而愈发进步的思想，让经常斥责国民政府的《申报》渐渐成为的眼中钉，多年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我有100万军队”，史大胆回应“我有100万读者”，明争暗斗越发激烈，终于在1934年底，遭特务暗杀，整个报业从此收声。
未有粉黛不上海
上海的时尚高地南京西路旁，有一条常德路，意大利式的建筑“常德公寓”显出历史的斑驳，轻轻走近，便能嗅到老房子特有的潮湿发霉的味道，空气却又带着些清香，让人只想走近，不想逃离。它位于常德路195号，曾经的名字是“爱丁顿”，张爱玲和她的姑姑住得最久的公寓。当年，张爱玲喜欢在公寓转角的宽大阳台上倚靠，看着静安寺路上来来回回走过的上海女人们，听着不远处“百乐门”飘来的咿咿呀呀的歌女的靡靡之音，名媛们在类似的场所流连的情景也尽收眼底。她用“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来形容当时悠闲的心态。即使外面早已沦陷，嘈杂、叫嚣声混作一团，也干扰不了这样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
这是张爱玲的状态，也是旧上海女人的生活方式。她们的身上，从来见不到为生活奔波的痕迹。永远是合身的花色斑斓的旗袍，优雅地踱着小步，风姿绰绰地出现。海派旗袍便是从那时的上海发祥出来，解放了女性柔美的身段，曲线在细腻的绸缎下摇曳，风情万种。歌女、名媛、女作家、女记者演绎的风情交织在一起，成就了那个年代上海的摩登。
歌女算得上幸运的人，既不必像工厂里的女工每天辛苦地纺纱，也不用在有钱人家做佣人被责骂。她们的皮肤光鲜而白净，手指圆润而细腻，只需要好外貌和好嗓子，站在台上动情地唱歌就够了。还有着成为交际花或是嫁入豪门的希望，也能登上百货公司的广告和海报，或是被挖掘出来去拍电影。金嗓子周璇那时就红透了十里洋场。
名媛们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时尚风向标。与歌女往往出身贫寒不同的是，名媛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作家程乃姗这样形容：“她们讲英文，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伽……”所以，他们的穿衣打扮和一笑一颦都备受瞩目，没有白狐紫貂，绝对不宜出门，衣着均是在特定的服装店专门订制，搭配的围巾、手帕或手袋也都极为考究。百乐门的服务生会以最热情的态度毕恭毕敬地为她们开门。
最有名的两位名媛便是“南唐（瑛）北陆（小曼）”。唐瑛曼妙的舞姿和高雅的谈吐让她成为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陆小曼16岁已通英法两国语言，每次到观戏或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或给她拎包，或为她持外衣，而她则高傲之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即便是旧上海的女作家或是女记者，也显得从容而有风韵，绝对见不到所谓的血泪奋斗史，就算是忍侮负重，也只是暗自咬牙。那时的上海滩，女性新闻事业也开始发扬光大，便有小报记者根据女记者的特征来写一些略带调侃的速写，就像现在的八卦周刊，花边新闻较多的女记者，差不多都有一个花名。
俗话说，美人骨头轻不过三两。越美的东西凋零的越快，但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因为有了女人如花，因为有了这些极致讲究的生活方式，仍然在流逝的时光中保持着一种格外别致的风情。
旗袍
有心人仔细计算过，汤唯在《色Ⅰ戒》里前前后后共换了27件旗袍，让人看得叹为观止。经过数个月“淑女课堂”的调教培训，王佳芝袅袅婷婷走出来时，让人眼前一亮。“穿一件蓝色的旗袍，让你看得神魂颠倒，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浮华，身着旗袍妖娆风情的女人，一个个陈旧的影像让旧上海永远像一幅晦涩暗哑的油画，云里雾里，散发着神秘诱人的味道，不绝如缕，这些气质优雅的女人，或温婉典雅，或沉郁忧伤，或风情万种，在古色古香的画面中变幻着一袭袭风格与色彩迥异的旗袍，成为旧上海独一无二的风景。夜总会里的歌女摇曳生姿：“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高跟鞋
上海滩的一个晚上，华灯初上，一辆黄包车吱吱嘎嘎地从远处过来。一双银灰色的高跟鞋，一条玉腿，以及被风吹起的旗袍一角。再贫贱的女人都会拥有一两双看起来相当不错的高跟鞋。尖头的，小方头的，圆角的。颜色以黑色为主，也有女人喜欢艳色，并且泛光。有些雨天，或者雪，街角不平整的石板路，沾了泥点的脏水溅到丝袜上来了。那种微微皱眉的神气，有些心疼，又不愿意全放在脸上。还有突然把鞋跟歪了，坐在路边鞋摊的小板凳上，等待鞋匠师傅，把鞋跟与鞋身重新接上。高跟鞋是属于走动的，属于变动不定的。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方向，一种又一种的可能，走多远或走多久，那纯粹是不可知的天机。
【海上有此传奇・阮玲玉】
1921年，阮凤根还是崇德女校四年级的学生仔，毫无光彩，平平凡凡。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25岁的她自杀身亡。然后，有十多万人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她被称为“无冕影后”。两个月后，鲁迅为她写下悼词。一开篇便挑明她生前身后的滔滔“人言”，为这样一位弱女子兼“新女性”，讨一句公道。
彼时，阮凤根绝想不到人生可以如此辉煌，却又如此短暂，她也绝对想不到，她被载入史册的名字叫做―阮玲玉。一个能在死后70年，还被谈论和记住的上海女人，传奇，大概是最好的形容词。
香港导演关锦鹏，在阮玲玉香消玉损50年后，来到上海的新闸路1124弄9号，去复原、去揣测、去观望、去怀念她和她的戏梦人生。他问张曼玉：“50年以后，会不会希望有人记得你？”那一年28岁的张曼玉，因为饰演阮玲玉，拿到了柏林影后。但她毕竟不是阮玲玉，即使会被记得，也不是同一种感觉。
阮玲玉是“无冕影后”，在她最好的年华离去。193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她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含恨服毒身亡。她16岁从影，虽多是鸳蝶言情、神怪武侠片中之“花瓶”角色，也初露头角，并得以自立谋生。20岁华影业，五年间拍摄18部影片，一生杰作尽出于此。《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因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25年的短暂人生，她把喜怒哀乐、悲愁爱恨都献给了黑白胶片的世界，在只有光影播放的默片时代，保持着有淋漓尽致的表达和作为“新女性”抗争的姿态。一向鼓励打破旧制度的鲁迅为她写下悼词：“这轰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70年后，她的死因，确实很少被提起，不过关于她的传奇，那些她的分不清是戏是人生的故事，却从来没有淡过。她在银幕上演绎的弱女子或新女性，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戏里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不知是不是因为她太过理解“戏如人生”和“人生如戏”的道理，而选择服毒自尽，像她在电影《新女性》中扮演的女作家一样，但即使大声呼喊“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活”，还是悲剧收场。
阮玲玉的美是由内而外的，和旧上海女人的风格那么的契合，却又多了些宽容和包含。她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给她的求爱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就把他们藏在箱子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写着：“小孩子的信”。但真正属于阮玲玉自己的爱情，却仍然如戏中一样纠结而奔波，从张达民到唐季珊，她都没有幸福可言，以至于死后的遗书中说：“我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
她大概拥有数量最庞大的粉丝，出殡的那天，有十多万人到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她生前也以一种敬业的态度来不让这些粉丝失望。演那些略带风流的角色时，她总是把自己的眉毛仔细画成“两弯似蹙非蹙烟眉”，即使画上一二个小时；而在出演新女性时，她擦掉口红不惜素颜，却保证了票房。
阮玲玉是一个媚态烟行的美丽女子，带着无法逃脱的红颜薄命的命运。她曾一句一句的学说标准普通话，暗暗地等待着能在电影里面开声呐喊的一刻，却仍是遗憾。70年过去了，女性更独立，社会更进步，无所谓新女性和旧女性之分，她也无缘见证。不过留下的，却是仿佛永不会随着残酷时光机消除的专属于她的和旧上海的印迹。即使是现在，推开她故居弄子里的9号门，仍然是淡淡的白兰花的香味，触景生情，脑海里便是光影迷离的画面，穿越回上世纪20年代旧上海的摩登时代。
【此处空余流年・名媛地图】
张爱玲
常德路195号公寓
在张爱玲笔下，那时的常德路两边满是法国梧桐，初夏微雨后走过，大概会有淡淡的香气。现在的常德路，是上海城一条不起眼的马路，她住过六年的地方，爱丁堡公寓(Edingburgh House)，肉粉中夹杂咖啡色线条的墙面，有种挥之不去的暗底，像旧家具沾了灰，也不起眼的，看门前人来人往。
胡兰成第一次寻到这栋公寓的6楼65室，被她吃了闭门羹，敲门不应，他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后来，她开了门，他每次来，都淡淡笑道：“打扰了你写东西吧？”她则把他留下的那一盘烟蒂都捡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情人的气息，一分一毫都要留住。
阮玲玉
新闸路1124弄9号
上世纪30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含恨服毒身亡。阮玲玉的名字载入中国电影百年史册，这个悲剧人物居住、自杀所在地，位于新闸路1124弄9号―沁园。岁月蜡黄，遥远沧桑。老洋房门前光影迷离，暗红色的墙面、油漆斑驳的门窗，让人想到阮玲玉之死―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男人，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完美的人生不受玷污。
宋庆龄
淮海中路1843号
毗邻繁华的淮海路，这个院落却能闹中取静，进退裕如。宋庆龄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直到1963年住进北京后海北沿46号，也对这里念念不忘。她常说到北京是工作，到上海则是回家。她最爱的家就是这个院落，4330平米，假三层的欧式房屋，700多平米。它的主人，曾是一位来华经营内河航运的希腊籍船主，那轮船通风管一样的烟囱、室内窗户百叶帘等处镌刻的帆船和铁锚图案，昭示着原主人的船东身份。客厅北墙正中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在这里，她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开国大典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她曾会见过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如金日成、西哈努克等也都曾来此做客。
曾经觉得这套房子小了一点，建议宋庆龄换一个，她不肯，说，我舍不得这两棵树。她说的是屋外的樟树，树荫很大，可以蔽人乘凉；那天然的香气，摒弃了虫子的侵扰。
周璇
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
周璇的旧居位于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六楼。枕流公寓是一幢七层的八字型英式建筑。公寓大门朝北，与南门贯通，中间为门厅，内有电梯、信箱、服务台等。在20世纪30年代，枕流公寓是上海滩超一流的公寓。有“海上名楼”之称。周璇住的是六楼的一套150平方米的居室，装修考究而华丽，钢窗、檀木地板均为西班牙式样。这座公寓曾住过许多知名人士，而周璇则是最早迁入的，且一住就住了25年。即便没有感受，没有追忆，但只要有电影，那么属于上海滩老明星们的那份记忆往事，就永远不会老。
陆小曼
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
陆小曼，1903年出生在上海南市孔家弄，是一个肌肤白皙、眉清目秀、机灵聪明的女孩。小曼是陆家唯一的孩子，体弱多病，从小娇生惯养。比起一般女孩更骄慢、任性。小曼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大城市的姑娘。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迁到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出事的前一天，志摩遇前夫人张幼仪，出于关心，她劝他不要搭这班邮机，她感到太不安全，谁料一语谶成。年仅36岁的诗人竟不永寿，真悄悄地走了，陆小曼在四明村的家里，睹物伤情，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1965年5月，她在临终之际一再表示，愿立一碑于志摩墓侧。此情绵绵至死不绝。
【初夏正是恰好・茅盾在1921】
1921年的上海，汇聚了当年中国最得意也最激昂的一群人。办杂志、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甚或成立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力求大开新思潮，却也逛园林、评旗袍、进舞场，寻访最正宗的徽菜馆子和法式甜点。上海的摩登，便在这里：旧上开出一点新，宏大的使命下，不忘体面而享乐的生活。
1921年，初夏。
25岁的沈德鸿心情很好。时光进入1921，他的生活前所未有地欣愉：开春，母亲陈爱珠带着妻子孔德从乌镇来到了上海，有了家人的陪伴与照顾，解了不少寂寞之苦。妻子是家里从小为他定下的“娃娃亲”，年少时因家庭限制没有读书，进门之后却勤学好问，谈吐间已能应对茅盾的思路，又有旧式女子的贤淑体贴：每个清晨，必有一杯咖啡，温度恰到好处地等候他。窗外，则飘过“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金花菜，马兰头”等上海传统小吃的叫卖声。
事业上，他也从未如此得意：上个冬天刚刚接编、革新了已经有十余年历史的《小说月报》，又将好友郑振铎力荐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和他一同谋划《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对郑很是欣赏，大手笔给他月薪60元―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上司的鼓励，他心领了。一月份，又和郑振铎、叶绍钧、孙伏园等人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在正蓬勃发展的“新文学运动”中，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有力的新文学团体。而为了“世界进步文学的泽远”，他开始了和鲁迅的通信。那年，他们的来往信件有二十多回，越发密切。彼时，沈德鸿还没有想到茅盾这个笔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当当作响。
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与茅盾同住一个弄堂，和周建人一起到茅盾家闲聊，茅盾却并没有回访，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他做的，是两次向鲁迅赠送自己的《子夜》，直到去世，鲁迅都留着这两本书。那时上海文人的交往，还存着老式中国人交往的讲究：得体平淡，有君子之风。只是在兴致高昂的新文学界，许多人在报章杂志上更露出真性情，挥笔骂出平日说不出口的话来。
但此时的茅盾尚不知他今后与鲁迅的交集，这天一大早他就收到了陈独秀寄来的信笺，关于将《新青年》更鲜明地转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陈又提了不少看法。去年年初，为了《新青年》，他便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见过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李达一起。现在，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正在推进一个政党的成立―于热血激昂的茅盾来说，这着实有诱惑力。
何况今天，还有叫他更兴奋的事：郭沫若来上海了！文学研究会成立不久，他十分想扩大力量，凡在新文学方面有所建树的，都想方设法拉进这个团体来。不久前他听说郭沫若要来上海，那可是才华横溢的新派诗人，他的《匪徒颂》《凤凰涅》，多么鲜活有朝气！如果他能加入……由郑振铎发出请柬，还约了《时事新报・青光》的编辑柯一岑，四人约好，今天在半淞园见面。
半淞园是当日沪上有名景点，历史超过百年，园名引自杜甫诗句“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位于黄浦江江边码头附近，最初是一个私家园林，里面有桃园，出产有如仙品的水蜜桃。桃园衰落，这里成游人如织的公园，一到夏天便常举行划船比赛，尤其端午节的“端阳竞渡”，场面热闹非凡。文人雅士也喜欢在这里会客、闲谈，1920年，送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送别之处，便是这里。
该出发了，出门，叫了辆黄包车。上海人的讲究渗入细节，哪怕是最普通的黄包车，轮胎一律配挡泥板，棚子一律两旁可折叠，下雨时可以撑起。车夫虽身份低微、收入不高，却也是辨识人的高手，常用势利眼光扫过经过的人群，叫人担心“莫非袖口的黑渍被看出？”时常听说黄包车夫心怀不轨，飞步把客人拉到僻静的所在，钱包、衣帽、首饰、手表、金丝边眼镜甚至一双新作皮鞋，都被掠走。只剩下一双袜子和迷离的双眼，常要走到天亮，还要被人嘲笑“剥了猪猡哉！”上海的摩登风气里，是有这点尖酸。
在半淞园门口见到郭沫若，戴一副圆框眼镜，言辞并不像他的诗歌那么激昂，脸上常有若有所思的表情，但忽而蹦出不着首尾的一句，就能窥见心底的浪漫。四人在半淞园漫步，指点山水的同时也勾勒着对未来中国文化版图的设想。
天色渐晚，谈兴未尽，一行人来到红棉路一家徽菜馆子，准备继续关于文学与国家的慨谈。茅盾则讲了段这家餐厅的掌故：一对新婚夫妇来吃饭，新夫人面前，先生为了表示自己对吃内行，关照堂倌说“冬笋越嫩越好”，一会儿上来的菜果然美味，可结账时却傻了眼：不过一盘冬笋，足要他小半月薪水！为什么这么贵？厨房里抬出两大筐冬笋，都是去掉笋尖的，这位先生也只好付账……举座大笑。
吃过饭，四人散去，华灯初上，茅盾想要步行一会儿。经过一家舞厅，许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在等候入场，嘈杂的人声湮没不了里头咿咿呀呀的歌声，霓虹变幻着，在他们脸庞打上暧昧的光，那是荷尔蒙被却又引而不发的颜色。是的，这是乱世，然而上海似乎永远歌舞升平，人们关注的，仍是哪家店的师傅做开司米大衣手艺最好，哪里有最正宗的法式甜点。正遐想着，一辆黄包车从他身边经过，一眼之间，只瞥到一段纤细的小腿、一只银灰色的高跟鞋，以及旗袍飞起的一角。他想起德说，要买双新的高跟鞋。上海女人不论贫富，总要有几双可以上得了台面的高跟鞋，即使是百货公司大减价时候抢来的，也要精心打理，一天两遍在路边擦油也属司空见惯；又讲究两天不可连续穿着同一双鞋，名媛们都暗暗比较着鞋子的数量，好评定趣味的高低。
快到家门，他在报摊上买了本《妇女杂志》，这本杂志发行甚佳，德很喜欢，他作为杂志主编，也希望能从中发掘些扩大读者群的经验。翻开来看，有篇关于女性服装的文章颇为有趣，说的是中国旧式女子服装都是直线，无法体现女性之美，提倡女装多作曲线。茅盾想到今天半淞园中看到的女子，皆是短窄旗袍，无论装点是精致堆砌的刺绣牡丹或者明光闪烁的水晶扣，剪裁却都极力勾勒出曼妙曲线；还未真正入夏，一双双手臂就迫不及待地从衣袖中出来。看来此时在上海正流行的旗袍，就是这观点的最好代言吧。
再转个弯就到家了，母亲与妻子，想必都等急了。他加快了脚步，一抬头看见谁家院墙上探出一树石榴，刚刚爆出鲜红的花。初夏正是恰好，哪怕这之后，还有许多仓促忙乱，等着他呢。
革命是一种气息
1921年，有很多人是在为中国找一条路。新思想，新声音，激进也是时髦，众声喧哗，共同构筑了这个摩登1921。然后在嘉兴南湖上的那只船里，时代转折开始了。
新文学风起云涌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干净”，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强烈表态。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所鼓舞，来自闭塞之野的四川人吴虞在成都任教时，接连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教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檄文，批判以孔孟文化为代表的旧礼教。也因此，吴虞被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赞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北方，也积极指出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
当然，这批青年文化领袖也聪明的给自己留了退路，包括、陈独秀、蔡元培甚至急先锋吴虞，也都反复强调，只是反对孔教，而非针对孔子本人，只不过孔老夫子的思想并不适应今天的时局。由蔡元培执掌的新文化运动第一阵地北京大学里，更呈现出新旧杂陈的奇观景象，有胡适、鲁迅、刘半农等西装革履的教授宣扬革命和创新思想，就有辜鸿铭坚决拖着长鞭拥护满清帝制，而且辜老师所教授的居然还是英国文学。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全国中小学全部采用白话课本。形式上的革命牵动着内容上的翻新，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开始，鲁迅接连写出《孔乙己》《药》等发人深思的著名小说，将白话文的价值和作用以最大的能量体现出来。
无论是对旧思想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的倡导，都离不开可供传播的媒介平台，尤其是囊括着以上述数位为代表的声名显赫撰稿人、灵活机动风格和面面俱到内容的文化期刊。不同的文化期刊，不但吸引了数量稳定增长的读者群体，也网络着志同道合的创作者，所谓“趣味的共同体”。就连新文化运动的帷幕，也是由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拉开的，从该刊第2卷起，就成为人们更熟悉的《新青年》，思想阵地也从上海随陈独秀迁往北京。仰仗着本身强大的作者资源，1918年，在其第4卷第1号上，便实现了“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仁共同担任，不另购稿”。相同的趣味和意志，也决定了刊物的属性。1920年代在京出版的《语丝》，也坚守着“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在别处发表”的原则，与《新青年》一样具有“同仁”色彩。
新思想不断激荡
1920年10月27日，长沙湘雅医院激荡出思想的高潮，已在中国讲学一年半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才抵华不久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中国学术大师章太炎，长开了一场对话，由于双方知识背景、学术关怀的差异，这场让人期待备至的东西大师对话竟变得索然无味。章太炎竭力表达着对时下国内最热门“联省自治”潮流的支持，而罗素认为自己才到中国，尚没观察，不便作答。对即将赴京的罗素，章太炎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厌恶，“北京空气甚坏，此次晋京，幸勿为所感。”1921年7月11日，两位西方思想大师不约而同选择同一天离京。之前，被郁达夫嘲讽为“跟着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的胡适，却在对待杜威和罗素两人的态度上大相径庭，作为杜威实验主义学说的信奉者，胡适始终将敌对的梁启超等人邀请罗素讲学之事，视为一种阴谋。于是，就连大师离京当天，胡适也区别对待，对杜威，胡适不仅连夜赶出《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及时总结杜威中国之行的时代效应，还亲携幼子赶到车站送行，“心里很有惜别的情感”；而下午罗素动身时，胡适却因与友人陈慎侯谈论文法问题，延误了送行时刻。几天后更在白话诗《一个哲学家》中讽刺，“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
小说开始成为最吸引读者的新文学体裁。许地山的《命命鸟》和《商人妇》、冰心的《笑》和《超人》、鲁迅的《故乡》、郑伯奇的《最初之歌》、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倒家》……读者目不暇接，而在12月，那个最代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脸谱的角色，伴随着北京《晨报》副刊的连载出现，他，叫做阿Q。
混沌初开群雄毕至
好不容易上任中国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21年年底才统一两广，并率部进驻桂林。在王城（现广西师大校址），国父多次接见了荷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酝酿了国共合作的思想。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回忆：“他亲自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其实，在西方各国抵触和打压布尔什维克之际，孙中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以中国南方议会名义向俄国工农政府发出贺电。中共的出现看似是爆炸似的，但在“”之后也早露出迹象。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受邀列席，9月，会见了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2月，维连斯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负责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联系和革命宣传工作，同时，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上海时，开始商讨建党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4月，维连斯基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偕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帮助中国筹备共产党组织。
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出现政党狂潮，有名称的政党不下200个，有影响力的也达十几二十个。因此，由共产国际发轫的各地方性党组织接连出现也就不足为奇。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牵头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现，接着，、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济南，谭平山等在广州，一共先后成立了6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中国甚至这个世界的出路大问题。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讨论决议中，绝大多数会员在当时众多的流行学说中，选择了马列主义，进一步阐释：“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选择彻底的革命而不是改良，也就成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坚定信念。
1921年6月22日到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召开，中国代表团本因尚无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具发言表决权，经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详尽而客观的报告，获得了发言权。可有趣的景象发生了，与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后来中共元老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外，还有社会党的江亢虎和另一家共产党的姚作宾。的确，那一两年，受马列主义影响的各地小团体彼此缺乏联系，导致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就达五六家。共产国际的资金就曾莫名其妙的资助过后被称为“东方共产党”的大同党，以及“支那共产党”。
在莫斯科的会议上，张太雷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比先前更加关注远东的活动，并给予自己更有力的支援”。一方面，各类党组织的乱局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另一方面，在活动最旺盛的上海，共产党人的活动引发了工部局的警惕。为尽快理顺局面，同样在6月，马林和共产国际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催促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共产党成立。
建党条件业已成熟，李达以上海发起组的名义，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函，要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召开建党大会。李汉俊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与兄长居住的厅堂当做会场，开始准备烟酒茶水；年仅20岁的邓恩铭正值学校暑假，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赶到上海；董必武与陈潭秋被武汉小组公举赴会；与长沙小组的年长代表何叔衡乘船到来……历史教科书里早已写明的事情发生了，法国巡捕人员尾随而至，会议被迫中止，于31号转到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决定下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大纲后，顺利闭幕。这就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后来，与会的13位代表有的叛逃，有的投降汪伪政权，有的英勇就义，有的意外死亡，有的则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不管后来是敌是友，这13个人，在7月末的盛夏上海和嘉兴南湖，风云际会。
【革命者会于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如果不是那个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牌子，这两栋并排的两层砖木建筑大概会更静寂一些。这是上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两栋楼坐北朝南，已有近90年历史。是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外墙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门楣有红褐色浮雕，黑漆大门上挂着铜环。
九十年前，这里叫“李公馆”，挨着农田，是上海偏颇一隅，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将隔墙打通，楼梯合一，两家成了一家。李书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读书时，他与鲁迅、黄兴同学，又在东京竹枝园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倾向革命，改习军事。1921年7月，他带着警卫去湖南，后由湖南到湖北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母亲则回到老家，偌大的公馆只剩下厨子和女佣，以及李书城刚娶的年轻太太，有利于保密。弟弟李汉俊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肩负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工作，在自己僻静又安全的家中开会，自然方便得多。
“李公馆”被确定为中共一大开幕会场。原计划开一次会，换一个地方，但再难找到如此合宜的场所，直到连续开会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才有了之后南湖游船上的闭幕式。
多伦路
如何测量一条街的长度？尺子带来的只是生硬的数据，对短短550米长的多伦路来说，尺子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时光缓慢流转。
还是从那牌楼说起吧，它耸立在四川北路北端与多伦路的连接处，由上海老领导汪道涵亲笔题写“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也许它是当下最名实相符的“名人街”，再没有哪里比多伦路更星光闪耀：入口第一家，是孔祥熙寓所，高门阔堂，可见当时孔府的鼎盛与势力。“左联”成员夏衍、冯雪峰、瞿秋白、柔石、许幸之、潘汉年、张爱萍等都在这条街上留下各自故事，在台湾成名的作家白先勇也是在这里的白公馆里度过童年。
多伦路边，有一些铜人，塑的是当日曾住在这条街的文化名人们：鲁迅正与几个年轻人高谈阔论；独坐的郭沫若似有所思；丁玲大概是刚来上海吧，坐在随身带的衣箱上，头扭向一边，表情惆怅；茅盾正值热血青春，风衣猎猎；叶圣陶正在买报，笑容温煦；当然还有唯一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他的内山书店，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心中一处可安栖的地方。
从住址就能看出当日的名人们平日过往有多密切：叶圣陶住11号，茅盾和冯雪峰住11号甲，后门对面18号住着鲁迅，毗邻的17号是周建人，23号则是柔石的家。当年鲁迅为了躲避盯梢，仅在“景云里”一条弄堂就搬过两次家，1927年10月8日，鲁迅携许广平住在此弄23号，1928年9月9日移居18号与周建人同住，1929年2月，夫妇俩又搬到17号，一直住到1930年春搬出。多伦路的岁月，鲁迅结识了柔石、冯雪峰等文学青年，发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至今201弄2号，还保留着左联成立时的模样。
司晋督培训个人总结 篇三
【内容提要】1904年开始实行的考核州县事实，是清代考绩制度的重大变化。它是清廷试图通过体制内变革，解决吏治腐败的积弊，并为推行新政考察和选拔能员干吏，巩固权力基盘的措施。但督抚势力坐大，革故鼎新难以兼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而避重就轻的结果，只能使改革徒具形式，背离变政的初衷，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实行，恰好显现了清廷进退两难的困境。
【摘要题】政治·法律
【关键词】清末/州县考绩/制度变革/考核州县事实
【正文】
清末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仿效外国政治制度改革传统官制，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过，清朝官绅虽然可以从国外搬来各式各样的制度文本，并且仿照其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制度，但改制后仍然只能利用旧官僚体系中既有的官员来推行和操作，而清廷被迫变政的原因之一，正是吏治腐败，完全由旧人来操控新制，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如何改造利用原有官吏，使之适应新体制的需要，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其对策之一，是将实行已久的考绩制度进行变通调整，使之成为择优汰劣、选拔新政人才的重要形式，为新政准备一批可靠与高效的官吏，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但官场腐败积重难返，改革官制以适应变政需求，有可能导致官僚群体的涣散，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其实行，恰好显现了清政府进退两难的困境。
清代官吏的考绩制度，主要是三年一届的“大计”与“京察”，前者以外官为对象，后者以京官为对象，成为考核各级内外官吏的主要形式与奖罚依据，以保证统治机器的有效运作，被清廷视为“激扬大典”。（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一，选举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总8513-8514页。）有关清代外官考绩考课制的论述，多依据《大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官方典籍，主要涉及“大计”的历史沿革、内容和操作规程。（注：郭松义等：《清代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近年来日本学者运用计量方法对康熙、乾隆时期的考绩制进行个案分析（注：大野晃嗣：《清代加级考—中国官僚制度の一侧面》，《史林》第84卷第6号，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2001年；小野达哉：《清初地方官の考课制度とその变化—考成と大计を中心にして》，《史林》第85卷第6号，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2002年。），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然而，与考绩制在整个清代官僚制度中的作用及地位相比，学术界重视的程度以及研究进展仍不尽人意。尤其是光宣之际州县考绩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迄今却鲜有论及（注：魏光奇《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一文，对此略有述及，认为“具有近代性质的改革色彩”，并对“民国时期的县行政制度也有影响”(载《清史研究》，2003年3期)。）。清朝官方典籍于清季变政情形来不及整理，后人代为编辑，多少有些隔膜，不能权衡轻重，判别正误，确考源流，难免取舍不同，或互相歧异，增加了认识的难度。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吏部、会议政务处、编查馆、军机处录副、宫中档朱批奏折等相关文件，并与清人的文集、日记、报刊等文献资料比勘互证，可以探究这一时期州县考绩制的变化、原因及其效果。
一
清入关前，沿袭明代的“考满”与“考察”两种方式对官员进行考核。入关后，在继承明制基础上逐渐形成新制，但仍有反复。（注：顺治二年至四年，确定外官考绩制为“大计”，以四格为标准注考，并以三年一届为考核周期。康熙元年，曾一度罢大计，止行考满，并定考满办法。康熙四年停止考满，复行大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光绪己亥刊本)。）雍正元年复行内官京察，以京察与大计为京官外官考核定制，每三年一次的考绩制度正式确立。（注：近年来，艾永明对这一问题有所考异，详见所著《清朝文官制度》，第214—217页。）乾隆五十年，依据各省“省分大小、缺分多寡”，对大计卓异人数进行定额定制。（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四二，第九页，乾隆五十年十一月辛亥。）至此，大计作为清代外官考绩的制度臻于完备。
各省官员的大计，考核程序由下而上逐级进行，即由州县至府而道，道移司，逐级考察后出注考语而汇综于督抚。（注：《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一，第十，光绪己亥刊本。）考核以守、才、政、年(即操守、才学、政绩、年龄)四格评等议叙，用六法参劾不法官员。（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一，第九至十四页，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乾隆三十四年前为“八法”。六法即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八法加贪、酷。）考核评级分为卓异、供职两等，卓异有定额限制，仅占被考核的道以下官员的十五分之一。因为被评为卓异者具有擢升迅速、可任要职等优势，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但督抚对卓异的荐举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大计以四格六法为定制，而各个时期的侧重明显有别，反映出历代清帝执政期间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的不同特点。康熙时，“其考课也，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则廉者以劝，贪者以惩，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二，第十二—十三页，康熙六年六月甲戌朔。）。雍正时，则强调“文官仓库之盈亏，办事之能否，武官骑射之优劣，训练之勤惰”（注：《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第十五页，雍正元年六月乙亥。）。同治初年，由于战争的破坏，亟待恢复生产以稳定社会，故不仅以招集流亡、垦辟地亩为大计考核的主要依据，而且谕令凡州县官吏在开垦地亩、尽心民事方面业绩突出者，“即著该省督抚藩司，随时登之荐牍，以备擢用”（注：《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四十二，第二十四页，同治元年九月癸丑。）。清朝历代皇反复强调州县官吏的重要性，而考绩制度具有任人选能，奖勤罚懒，倡廉惩贪，澄清吏治，促进生产与稳定社会等多重功能，作为确保官僚体系正常运转与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历代清帝均意识到“察吏即以安民”，大计可以“保荐循良，汰除庸劣”（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六，第二十六页，咸丰六年八月庚戌。），并将官吏考绩制视为“经世之要图，保邦之大计”，高度重视并三令五申，但自咸丰朝开始，以“军务未竣”、甫经履任等等借口而请求展缓大计的奏章不绝于途。这一方面与持续增长的内忧外患及战事不断相关，另一方面则与清中后期督抚频繁更换的情形对应。（注：清制凡督抚履任时间不足一年，大计可展缓。另见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道、咸、同三朝以来，为筹集巨额赔款和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饮鸩止渴，大开捐纳，滥行保举，造成仕途拥挤，官员的正常晋级秩序被打乱。由于积重难返，一些省份三年一届的举人大挑也被迫暂停，（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8年1月7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对仕途造成恶劣影响。光绪以后，进士分发知县本应列班于“即用”，因宦途壅滞，只能“积用”等候空缺。（注：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有统计表明，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捐纳方式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数激增，此类新进者竟占了各省官吏总数的近50％。（注：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大量捐纳人员涌进官僚队伍，尤其是涌向州县基层，滥竽充数，虚应故事，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正常运作。各地督抚“平日于属员贤否，漫不经心。临时亦只奉行故事，甚至开奔竞之门”（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六，第二十六页，咸丰六年八月庚戌。）。即使像端方这样政声不俗的重臣，其视为“要函”之中为数不少的信件，也是亲朋故旧请托安置私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全宗，函字31卷，要函类。）在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需强化考核监督的情况下，大计反而不能按期举行，使朝廷对外官的约束力大为减弱，吏治腐败不仅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还直接威胁着皇权统治的稳固。
官吏人浮于事，敷衍因循，导致办事效率日益低下，与推行新政所要求的高效实用形成尖锐矛盾，不少新政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朝廷为此大伤脑筋。鉴于三年一度的大计不能防微杜渐，激浊扬清，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官吏素质与办事效率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无法保证清廷强化监控的需要，如何增强统治效能的问题迫在眉睫。在不可能全由新人行新制的情况下，改造利用旧人旧制便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通过缩短考核周期，变更考核方式和标准，充实考核内容，加大考核力度等方式整顿官僚队伍，势在必行。正是在上述矛盾纠葛和现实需求的背景下，清末州县考绩制的改革拉开了帷幕，成为新政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清廷整顿外官吏治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下令各省建立课吏馆，首先要求各地督抚破除情面，对道府州县官分发到省之初，必须“躬亲面试”，对“鄙俚轻浮者，即行咨回原籍。其尚堪造就者，均令入课吏馆讲习政治法律一切居官之要，随时酌予差委。”其次，对试用期内的道府州县官实行期满甄别，“优者留补，劣者斥罢，平等者再勒限学习，均各出具切实考语，不得仍前含混。即选授实缺之捐纳保举各员，亦应一律考试查看，分别办理”（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总4863—4864页。）。不久，清廷又扩大了通过课吏馆培训官吏的范围，要求“即用知县签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由该督抚按时考核，择其优者立予叙补，其平常者仍留肄习，再行酌量补用”。当局希望通过面试、试用期满甄别、学习居官之要等方式，在官僚队伍循环流动的人口加强控制。三令五申之下，各地纷纷建立了课吏馆。一些对新事物接受较快的督抚，还定期奏报课吏馆的情况。（注：陈夔龙：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清淮遵设课吏馆折》，《庸盦尚书奏议》卷二，1911年石印本。）这使得原来几乎失控的局面有所改观。
在此基础上，清廷将改革的重心转向对在职在任州县官的考核、甄别与奖惩。为了保障考核能够切实进行，上谕强调相对固定官员的任期，杜绝个人请托造成的频繁调动，要求各地督抚详加考查，“随时激扬，除贪酷昏颓各员应即立予严参外，其安坐衙斋，公事隔膜，及专务铺张，并不知民间疾苦者，均著分别撤任开缺，慎选贤员补署，不准徇私滥委”（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5112—5113页。）。由于捐纳保举滥行，清后期州县官吏频繁调动，已经成为贻害地方、殃及民生的痼疾，以此作为“固本培元”、整顿吏治的第二项措施，应当说抓住了关键。从上谕的语气来看，清廷对整顿各地吏治的决心坚定。
二
官员的任用与任期，相辅相成。清中叶之后，州县官吏的擢升任用标准及其依据问题，长期困扰当局。咸同军兴，各省督抚每每以保举之名推荐下属，所举荐者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多凭督抚的只言片语。光绪二十五年的一道上谕，将清廷用人的苦衷与无奈和盘托出：“自来致治之道，首重得人，彰瘅兼施，人材始奋。近以时势多艰，朝廷求贤若渴，于各督抚专折保举，无不立予召见，以备随时擢用。乃近来封疆大吏但多保举，绝少参劾之奏。有举无惩，良莠杂出……嗣后各该督抚于实心任事之员，当核实具保；其有声名平常，或贪虐有≮www.huzhidao.com≯据者，应从严甄别，以儆其余。倘意存姑息，徒博宽大之名，置民瘼于不问，该督抚责有所归，公是公非，难逃洞鉴也。”（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4355页。）奖罚无信，保举无凭，成为吏治腐败的重要根源，令清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大受影响。
这些情形，期间即引起重视，兵部学习主事范轼在《应诏陈言敬抒管见折》中建议：对官员的考察应包含其所举所用是否得人，而对京官与外官所举劾之人，应于大计之外，将所举各官员的事实开具清册，并由简派大臣认真考试后才引见录用。（注：杨家骆主编：《文献汇编五》，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第96-97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京畿道监察御史潘庆澜在《为外患日迫宜核实用人以图振作折》中也提出：“拟请饬下各督抚，嗣后保荐人才，无论文武实缺者，必指明有何善政，因何劳绩有裨国计民生，方许保荐。候补者必声明该员所长何事，曾办何事。存记即注明原保，用时不定交原省，以资互证而杜回护。一年后所保相符，本员擢用，荐贤受赏。若有不符，别经发觉，原保及抉隐者坐罚……若原参于赃私民命贪有据者，仍行屏斥。总之，无论何项人员，不得仅以器识宏通、才具开展等空言荐举。”（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全宗，光绪朝内政类，第5738卷，第5号。）潘庆澜认为造成各地吏治恶性循环的要因之一，在于原有四格法标准过于空泛笼统，难以反映被考核者履任的真实情况。而各地督抚保举人才，缺乏制度性规范与约束，多凭个人印象与好恶，为人情请托大开方便之门。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依据劳绩事实保荐擢用人材，并实行保荐责任连带法，若被荐举者与荐举之言不符，原保者须坐罪。上述建议强调以官员实绩作为提拔任用的依据，而且对于实绩的评估须经过验证，既有利于破格提拔真才实干之人，也有助于杜绝之风。
以上奏折未见正面答复。但庚子之后，吏治继续恶化，仅光绪二十九年，经上谕批准的各地督抚奏参庸劣不职各员和举劾属员的奏章竟达33份，而一份奏章中被奏参举劾者少则十数人，多则竟达60人，被参奏免职者大多为各地州县官吏（注：以上为笔者据《光绪宣统朝上谕档》（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政务处奏考核三十年州县事实谨拟画一章程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463—5464页。）正月至十二月上谕所做的统计，仅为督抚参奏举劾文职官员之奏章，尚未包含御史和其他官员参奏之折。）。这一现象的出现，除捐纳保举滥行及吏治腐败等常见原因外，亦与督抚更调频繁关系密切。1901——1904年三年里，全国15名巡抚中，除新疆、云南、陕西、浙江外，大部分平均任期不满一年，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四次更换巡抚，江苏、山东、山西、河南均五次更替，广西更是三年换了六任。（注：根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统计，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0—1743页。）疆吏任期短促，使其对下属下情的了解十分有限，而参奏举劾皆由督抚出具“贪劣不职”等定性考语，缺乏具体事实依据，朝廷难以核实，由此决定奖罚，不仅难称公正，也与推行新政急需能员干吏贯彻各项改革政令措施形成尖锐矛盾。
新政复行后，清廷力图通过种种改革与调适挽救统治危机，期间提出的一些具体办法自然也在重新检讨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来已久的以政务实绩作为考察州县官吏依据的设想最终被清廷采用。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清廷奉懿旨颁布上谕，再次承认吏治腐败已经危及统治的现状：“中国官民隔绝，痼习已深，颇闻各省州县官，多有深居简出，玩视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经意，以致幕友官亲，朦蔽用事，家丁胥吏，狼狈为奸，公款则舞弊浮收，刑案则拖累凌虐，种种鱼肉，为害无穷”。为了扭转局面，加强控制，消除隐患，该上谕正式提出了考核评议州县官的新标准：“嗣后责成各省督抚，考查州县，必以为守俱优，下无苛扰，听断明允，缉捕勤能，为地方兴利除害，于学校农工诸要政，悉心经画，教养兼资，方为克尽厥职。”以此为基础，清政府制定了对于州县官考核具有转折意义的改革方案：“著自本年为始，年终各该督抚将各州县胪列衔名、年岁、籍贯清单，注何年月日补署到任，经征钱粮完欠分数，及有无命盗各案，词讼已结未结若干起，监禁羁押各若干名，均令据实开报，其寻常公罪处分，准予宽免，不准讳饰。任内兴建学堂几所，种植、工艺、巡警诸要政，是否举办，一并分别优劣，开列简明事实，不准出笼统宽泛考语。奏到后著交政务处详加查核，分起具奏，请旨劝惩。”（注：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谕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5193—5194页。）
这一改革举措，规定在既往三年一度的大计之外，新增州县官的年度考核，缩短了考核周期，尤其是不再沿用历经九朝，延续250年之久的“四格”标准，注重与强调官员任内的各项实际政绩；考核项目也超越了既往刑名钱谷的单一内容，增加了教育、种植、工艺、巡警等四项新政执行情况的考察，并要求每项内容量化统计上报。这一被称为州县事实考核的新制度，是清代官吏考核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整顿与刷新吏治。而随着新政的推行，政府职能需要相应变化和扩展，贯彻政令的效率与效能成为衡量官员素质的重要标准，政府为此必须加强对官吏的控制与监督。为了表明整饬吏治，革故鼎新的决心，这道上谕末尾特别指出：“著各省奏单刊入官报，与众共知，以通下情而伸公论……各该督抚务当破除情面，查吏安民，切实遵办，用副朝廷力挽颓风勤恤民隐之至意。”希望以公开政务的方式，将州县考核置于舆论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一方面约束那些视中央政令为具文的官员，使任人唯亲、因循敷衍者难以遁形，另一方面，则可以促使督抚加强对辖区政情的掌握与熟悉，同时验证其对下属能力的了解与判断，二者皆有助于各级官吏勤于政务。而各省政情通过官报向社会公开，有利于官民对各省州县在任官员的实际作为进行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于清廷而言，既可收沟通上下，总揽全局之功，又可得重视舆情，澄清吏治之名，可谓一举多得。
为使这一励精图治的新制度更臻完备，在其后的推行过程中，清政府不断进行调整补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20日)，政务处根据直隶、江苏、山东等十四省呈报的表册，在对比繁简优劣的基础上，以直隶、山东两省为蓝本，制定了考核州县事实的五项条款，其主要内容为：1、开报宜核实。由政务处统一制订表格样式，各省依表格所列的项目，按已办未办如实填报。2、咨报宜按限。统一规定每年年终考核，于次年三月至五月为止汇总上报，不得任意延缓。3、前后任政绩应界限分明。“以前任所办之事，归功现任，殊失情理之平。嗣后开报时，必须声明某项原有若干，该县到任后添办某项若干，成效若何，以清眉目。”4、优次等级宜有一定标准和限制。“学堂当以开设处所，学生人数最多者为上，次多者为中，最少者为下。警察工艺种植当以办有成效者为上，已经开办者为中，不办者为下。命盗词讼，当以全无或全结者为上，未结不及二成者为中，逾二成者为下。”5、州县宜久任。要求各督抚慎选僚属，不得随意更调，以改变州县官不能久任的现状。此外，政务处还将考核划分为最优等、优等、平等、次等四个等级，并对晋升或撤参依据作了详细规定。(29)上述条款强化了考核的可操作性，清廷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至此，每年一度的考核州县事实这一考绩制的重大改革，在考核时间、对象与内容、评价标准与等级、考核后的晋职与撤任等方面，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定章，落实了规范的制度性内容和要求。
关于清末州县事实考核制度的肇端，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州县事实考核开始的时间，《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书均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的政务处奏折为据，误将光绪三十一年作为州县考核事实的开端。（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二、选举九，第8517页；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一，志八六、选举六，中华书局，1998年。）实则光绪三十一年所考核的，是光绪三十年的州县事实，只是由于各地督抚的延误而拖至次年上奏。作为新制度建立的标志，应以三十年五月奉慈禧懿旨要求年终报呈考核表册的上谕为准。其二，关于州县事实考核的决定，根据相关上谕，似非对当时朝臣疆吏某一具体奏章建言的批复（注：清朝谕令中若采纳了朝臣疆吏的奏章建言中的方案或计划，多有提及。如该谕后半部分提及，作为整顿吏治重要内容的裁汰书吏差役，即起因于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第二折。）。其表面依据，仅为最高统治者对各省州县吏治种种腐败现象积重难返的震怒与担忧。查阅多种官方文书档案、私人文集日记和笔记报刊，均未见直接前因。因此，州县事实考核的改革由谁主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1、作为清廷新政期间一系列整顿吏治措施的必然发展，其具体办法在慈禧与军机大臣面议朝政或召见臣属问策时拟定；2、该方案的内容，采纳了以来的相关建议，因当局有所忌讳，不便明言。
三
州县事实考核是清廷整饬吏治的重要举措，但法意良美，还要看具体贯彻与实施的效果，这涉及到由谁主持，以及如何操作的问题。由于新政期间中央官制频繁调整，主持其事的机构几度变更，政务处、考察政治馆、编查馆先后主持了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二年的州县考核，其后的两年，由编查馆和民政部共同负责，宣统元年起，转交民政部、学部、巡警部、法部等各主管衙门，实际参与的省份也历年不同。刚开始，各省督抚对突如其来的改变无所适从，纷纷奏请展缓实行新制，要求延至次年三月或五月再行具奏。（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5463页。）故自光绪三十年起至清亡，七年间州县考核实际进行了六届，（注：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的州县考核情况，分别见本文所引各中央主持机构的奏折；宣统元年的考核，规定由各主管衙门主持，未见奏报。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广东省该年份的州县清册原件，另外宣统三年正月《政治官报》刊有湖南、陕西、云南三省奏报的考核事实折，可见宣统元年的考核实际进行过，只是未有全国性统计和奏报。）而每届均有若干省份要求暂缓考核，东三省更因官制改革而未参与。详情如下表所示：
清末考核州县事实情况简表（注：是表根据《光绪朝东华录》、《清实录》、《政治官报》的相关奏折，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吏部全宗、军机处录副全宗、会议政务处全宗、编查馆全宗的相关资料整理汇编。）考核年分奏报年分主持机构实际参加省份备注
光绪三十年光绪三十一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9省未咨报，广
年政务处广东、浙江、湖南、云南、安徽、甘肃、西、吉林、奉天、黑龙江等奏
热河、福建共14省准暂缓。
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江西、河南、
光绪三十一光绪三十三四川、广东、浙江、湖南、陕西、新疆、广西、吉林、奉天、黑龙江等
年年考察政治馆云南、贵州、安徽、甘肃、热河、福建共奏准暂缓。
18省
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江西、河南、广西、奉天、吉林、黑龙江等
光绪三十二光绪三十四四川、广东、浙江、湖南、陕西、新疆、仍奏暂缓。
年年编查馆云南、贵州、安徽、甘肃、热河、福建、陕西、湖北于次年考核时一并
湖北共19省补造。
直隶、热河、江苏、江西、山东、山西、
光绪三十三宣统元年编查馆、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浙江、湖南、广西、奉天、吉林、黑龙江仍
年民政部湖北、云南、贵州、安徽、甘肃、新疆、奏暂缓。
福建共19省
直隶、热河、吉林、江苏、江西、山东、
光绪三十四编查馆、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浙江、广西、奉天、黑龙江仍奏暂
年宣统二年民政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安徽、甘肃、缓。
新疆、福建共20省
各主管衙门
即民政部、根据官报及笔者已查档案。实
宣统元年宣统三年学部、巡警湖南、甘肃、云南、广东等省际参加省份可能超出四省。
部、法部等
考核的项目、内容及评价标准，是制度构成的重要方面。根据档案和官报的记载，可知考核州县事实内容一般分为十项：即学堂、巡警、工艺、种植、命案、盗案、词讼、监押犯人、钱粮、漕粮，个别地区只填具8项。其具体内容，除必须逐项填写已完成的数目外，还要区分前任与本任所完成的具体数字，命案、盗案、词讼三项，则须将发案数、结案数分别标示。
仅凭各省历年奏报朝廷关于此事的奏折，只能获得笼统模糊的印象，难以窥见该制度实行与操作的样貌。所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政务处全宗和军机处录副全宗内，有四份保存较为完整的州县事实清册档案，分别按所属府厅州县详细记录了安徽、甘肃省光绪三十一年分、浙江省光绪三十四年分和广东省宣统元年分的考核情况（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政务处档案全宗，30号卷，州县事实项，第2602号文《安徽省州县正署各官等项事实表》、同卷第2693号文《甘肃钱谷刑名事实表》；军机处录副全宗，宣统朝内政类，7473卷，第9号文《宣统元年分广东省各厅州县衔名年籍政事及出具切实考语开列清单》、7472卷，第22号文《浙江省光绪三十四年分各厅州县事实遵缮简明清单》。）。四省清单按钱粮、学堂、巡警、工艺、种植、命案、盗案、词讼、监押犯人等项目设置，每项均有具体的新旧数字对比，以利于了解现任官员到任后的实绩。在列举各州县的各项实绩后，由督抚开具考语并评定该员的考核等级。由于列有具体考核项目和数字，并据此而作出考语，避免了空泛评价。
四省清单的不同之处，一是考核范围，浙江省的表册增加了钱粮、漕粮两项，并明确标示已完或未完的比例；甘肃省的表册则有赋额、实征、起存、盈余等栏目。二是被考核者的范围，在格式上稍有差异，甘肃、安徽、广东三省清单只列该地的正印知县1人，而浙江省的清单则包括正印知县、兼署知县和准补知县。三是所开具评语的详略和标准不一，广东的考语仍然按照四格标准，如“年富力强，才具开展”，“勤求吏治，干练有为”，或“朴实无华，勤于民事”，“办事稳练，听断尚勤”等。（注：《宣统元年分广东省各厅州县衔名年籍政事及出具切实考语开列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全宗，宣统朝内政类，7473卷，第9号文。）而安徽、甘肃、浙江的考语则以新政事业的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为据，比较详实具体。如浙江镇海县的考语为：“该县学堂原设尚多，听断平平，惟巡警、工艺、种植亟须讲求兴举，命盗案破获寥寥，监押人犯亦欠清理，征解钱漕功过差足相抵，孙文诒(知县)应列次等。”（注：《浙江省光绪三十四年分各厅州县事实遵缮简明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全宗，宣统朝内政类，7472卷，第22号文。）
由此可见，由于各省对考核制规定的理解不同，取向有别，实际执行情况存在一些差异。有的省分进一步细化了操作规则和程序，如袁树勋主政的山东，在所属各州县自报自评的基础上，由布政使、提学使、按察使会同逐项核查，以数量为基准，兼顾质量，综合评议裁定等级，“学堂以认真推广、科学完备者为上，具有规模者为中，或少或不振作，虽多而办未合格者为下。巡警、工艺、种植以办有成效者为上，开办者为中，未办者为下”。为了表示并无虚报敷衍，不仅留取各道府州县印结存查，还主动请求编查馆与民政部检查复核。（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考州县事实折并单》，《政治官报》第452号(1909年2月2日)。）江西则在光绪三十三年考核中实行评估记分法，即根据考核项目，确定每一等级的标准，在各等级中又依据程度和数目差异细分为积分不同的等差，这样可在同一等级显示出差别，最后将各项总分累计，使得考核标准更加缜密，便于操作。（注：宣统元年二月《江西巡抚冯汝骙奏考察州县事实折并单》，《政治官报》498号(1909年3月20日)。）
就制度性要求而言，考核州县事实以年度为周期，可以减少既往“大计”间隔过长而造成的懈怠。而将具体政务分门别类细化为考核内容，区分前后任的实际作为，并于相应项目下开列具体数字，则有利于纠正“四格”法造成的所议过虚，李代桃僵等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增强了考核的效能。考核以新政四项为重点，前任的政绩业经考核备案，后任既不能贪冒其功，也不愿为前任的遗留问题承担责任，客观上形成相互制约和监督。考核项目细分量化，考核结果又与奖惩擢迁相联系，故对于州县官吏来说，仅靠与上司搞好关系而无实际政绩，不仅难以获得攉拔，而且可能授人以口实，甚至牵连上司。由于政治风险增加，督抚又频繁调任，上下串通而大规模作弊的情形，不容易过滥。新官莅任后，在维持前任业绩的同时，必须展示能力，作出政绩，以求仕途显达，对新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持考核的中枢机构认为考核州县事实认真的山东、直隶、浙江等省，也正是新政成绩较为突出的地区，两者之间似不无关系。
然而，从考核程序来看，由于各省督、抚、布、按、提学使为州县考核的组织实施者，考核结果均以省为单位向中央汇总奏报，各州县必须将相关数据逐级上报，遵照定式造册，司、道、府逐级核查，最后例由督抚出具考语并评定等级，列单填注。平心而论，要想真正做到循名而责实，确实事繁任重。而新的考核制度存在两处明显缺陷：一是只有考核州县的条文，而未设置考核督抚的相应项目；二是对考核结果的复核由政务处操办，不仅难以落实，而且以官制官，实际上无法形成相应的有效监督，很难避免考核最终流于形式。督抚作为州县考绩制度的执行者，掌管一省或数省军政，虽然有科道监督纠参，三年一次的京察也将督抚列入其中，但就州县官考绩而言，督抚的权责不清，无论是否贯彻落实朝廷政令，均无具体约束和必要的奖罚。因此，一些督抚或奏请延缓，或迟迟不交，并未受到追究。此外，州县事实考核制度的实行，对督抚权力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定制约。如用人方面，考核明显不利于其安置私人及任意提拔下属；事权方面，由于对州县政务逐项计量检查，并专设新政四项，行政效率的标准大为提高。而下属的优劣，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督抚的用人及办事能力。同时，考核增加了各地的成本，所以督抚反应相对消极也在情理之中。
相继主持过州县考核的各中央机构，对疆臣的态度颇有意见，在年度州县考核的奏折中表露出不满与小心翼翼的指责，显示中央与各省的矛盾日益紧张。清末各省权力扩张，早有尾大不掉之势。新政期间，某朝臣曾警示朝廷：各省“举凡用人、行政、理财、用兵，皆督抚以意为之，督抚而贤则一省之事举，督抚而不贤则奸弊百出，贻误无穷。且无论督抚贤不贤，其封圻之内，自为风气，一有升调，变更纷纭，实为各省之所同……甚至各行其是，任意纷更，视属吏为私人，对邻封若异国，全国之大，号令不能齐一，精神不能贯注，此弊之最大当急去者也。”（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御史黄瑞麒奏筹备立宪应统筹全局分年确定办法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316-317页。）编查馆在一次关于考验外官的奏折中，直指问题症结所在：“臣等所拟章程，皆审度情势所能行，不敢稍邻于苛细。而遵循之实，则在疆臣。”（注：编查馆、吏部会奏：《遵旨拟定切实考验外官章程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818页。）可是，自我监督难以奏效，清政府既不敢真正放手让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对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又不愿轻易得咎。这必然影响考核结果的真实性与公信力。宣统元年秋，《大公报》曾登载一则消息：“日前有某枢臣提议改良外官制，以考核州县成绩为最要。而各督抚之考核有拟责成谘议局查报之议。嗣为某邸所阻，以为此系实行立宪后之举动，今尚非其时，且与督抚之权限有碍，故已决计作罢。”（注：《某邸庇护外官》，《大公报》1909年7月7日。）面对政令贯彻执行不力的情形，清政府瞻前顾后，无策以对。缺少了对制度执行和结果查核的有效监督，通过考核来提高效率的初衷自然难以实现。
四
清政府推行考核州县事实制度，是想建立了解各地官僚机器运作状况并提高效能的反馈与监督机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切实进行考核和统计奏报，以便准确反映实情。可是，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州县事实考核过程中流于形式、虚报瞒骗的情形时有发生。主持考核的中枢机构通过七年的六届考核，从上报的清册当中，发现敷衍塞责、填报不实等问题屡禁屡犯。先是在部分省分的表册中发现“学堂或但云筹办，命盗监押或并无已结未结起数，甚有于工艺下注男耕女织四字，于种植下注棉花三成禾谷七成者，一味支吾搪塞”的情形，（注：《政务处奏考核三十年州县事实谨拟画一章程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463—5464页。）后经统一制定表式，强调依式填写，仍然存在“或以团防练勇为警察，或以罪犯习艺为工艺，或混监押不分，或漏钱粮不报，淆杂纷歧，比比皆是”的情况。（注：《考察政治馆奏考核三十一年州县事实谨拟切实劝惩办法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715—5716页。）针对一些地方企图蒙混过关的伎俩，主持机构采取措施，不断修改与完善考核表式，要求将考核内容细分并量化填报，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光绪三十三年考核中，仍发现一些州县官吏继续弄虚作假，“或每县开报学堂则多至一、二千处，词讼则少至一、二十起，揆之事理殊难凭信，显系州县任意粉饰，而督抚又并不认真覆核，率行咨送”（注：《编查馆会奏考核(光绪三十三年)各州县事实折》，《政治官报》第751号(1909年11月28日)。）。主持者明知症结所在，却提不出有效对策。
此外，考核暴露出州县官不能久任对辖区政务的连贯性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比较严重地威胁着朝廷政令的贯彻。参加光绪三十年州县考核的十四省中，“各州县通计到任不及一年者，或十之三四成，或十之四五成，甚且有至六成以上者。至于实缺人员，亦复纷纷更调，在长官不过为属员规避处分，调剂优瘠起见，而传舍往来，置棋不定，势必人人萌五日京兆之心，即事事有一暴十寒之虑”。政务处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嗣后各督抚务须慎简庶僚，畀之久任。庶贤者得所藉手，而不才者亦无可滥竽矣”（注：《政务处奏考核三十年州县事实谨拟画一章程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463—5464页。）。可是州县官吏的频繁调动，根在督抚。时人有“督抚一喜怒而百城皆风靡，督抚一去留而属吏半更新”的谐语。（注：《度支部主事陈兆奎条陈开馆编定法规等六策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8年，第267页。）几年后，情况仍无明显改善，甘肃省光绪三十三年的考核，符合要求并评定等级的州县仅28人，而因州县官吏到任不满一年未列入考核的竟多达47处；（注：《陕甘总督升允奏造具上年分各州县事实考语表册折》，《政治官报》第364号(1908年10月30日)。）云南省光绪三十四年考核计等者36员，“在任未及一年拟以不列等者共五十二员缺”（注：《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坤奏开报各厅州县简明事实折》，《政治官报》第756号(1909年12月3日)。）。这表明，清政府未能遏制州县官频繁调任现象的蔓延，而且随着新政与的推行，外官逐渐转变为地方政府，其特殊的地区利益需求正在消磨原来疆吏与清廷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恰是他们掌握权力和获取特殊利益的必要凭借。
从各省历次州县考核的奏章与中央机构的总结来看，新政各项要务在各地的推行也不尽如人意。光绪三十三年，考察政治馆奏报光绪三十一年的州县考核时称：“查事实表册，自应注重前列新政四项，而列优等各员，尚未能逐项举办。各督抚原奏，或称风气未开，或称财力不足，自系实在情形。惟日久不办，适便诿卸积习，亟应酌定年限，责成于三年内，将现任未办之事，次第分期办理。如三年后仍复不能举行，即不准列优，用示区别。至工艺种植两项，往往以寻常地方物产滥行开列，而又不能就原有者加意扩充、未有者留心创办，应饬查明各属工艺种植几种，制造出产若干，详细登列，然后再将现在推广开办情形，并逐年有无效验，切实陈明，庶不至空捏虚饰，而于推行新政之事，不无裨补。”（注：《考察政治馆奏考核三十一年州县事实谨拟切实劝惩办法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716页。）然而，一年后的考核总结，仍是“惟于新政各项，尚多未能切实推行”（注：《编查馆会奏考核光绪三十二年各州县事实折》，《光绪朝东华录》，总5955—5956页。）。到光绪三十四年度考核时，因“各州县于所办新政多未能实力推行”，全国竟没有评出一个最优等州县。（注：《编查馆会奏考核(光绪三十四年分)各省州县事实分别劝惩折》，《政治官报》第1187号(1911年2月21日)。）
改革考核制度的目的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因而依据考核结果执行奖罚，是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一环。清政府对于处理州县考核的结果相当重视，通过官报公布考核情况，以求得舆论的监督。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的《政治官报》共刊登了各年度州县考核的奏折17份，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各省奏报考核情况的奏章与清单，也有中央主持机构的总结与奏报，还有吏部为落实奖罚而列出的议叙折。
不过，《东方杂志》对清廷以官制官的举措并不看好，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官样文章：“大凡专制政府，其所行之政策，无不似是而实非。如今日责成各督抚年终考察州县开列简明表册刊入官报一事是也。推此举之宗旨，为杜绝欺蔽而设也，其意仍不外乎防弊，而不知防弊之政策，其弊即生于防弊之中”，因为“任意迟速之权，仍操之于政务处”，而一些腐败成习的州县官吏，势必千方百计将此变成报虚瞒实的过场，不仅官报能否将考核情况如实刊载令人置疑，即使如实刊出，官官相护的陋习和民不与官府争讼的传统，也会令绅民未必能够据此进行有效监督，因此不会有明显效果。（注：《政府命各督抚年终考察州县开列简明事实刊入官报》，《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1904年9月4日)。）《中外日报》同样对政府实施的成效抱有怀疑，但肯定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朝廷谕旨实有许民与闻政治之意”，对“革蒙蔽之习，于吏治诚不无裨益”，呼吁士民自觉承担监督之责任，善用纠察之权利，形成舆论压力，使“州县与疆吏者知人告之词若一有不实不尽，必不免于清议之指摘，斯平时之设施；自不敢不从事于实际”（注：《论士民宜自尽其责任》，《中外日报》，1904年7月1日。）。
官报形式上是传媒，其实作为政府喉舌，仍是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在没有真正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的前提下，依靠现有官僚体制来防止由该体制所产生的弊端，的确很难收到实效。所谓其弊生于防弊之中，州县考核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对比官报发表的考核州县材料，与档案记录的情况差别明显。前引《宣统元年分广东省各厅州县衔名年籍政事及出具切实考语开列清单》和《浙江省光绪三十四年分各厅州县事实遵缮简明清单》，在每个被考核的官员名下，有十项内容的具体数字，而《政治官报》刊载的往往只有奏章而无清单清册，即只刊出笼统考语或所评定的等级，并不登载具体事实。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障眼法，使得政务实情不能公诸于众，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流于形式，只能起到蒙骗作用。编查馆在光绪三十四年州县考核总结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整饬吏治，不外乎激浊扬清，而考察属僚，尤在于循名责实。各省造送清册……所开事实详备者固所时有，敷衍者仍复甚多，积久相沿，必致有以空文表册幸邀旷典者……于政治前途实大有妨碍。”（注：《编查馆会奏考核(光绪三十四年分)各省州县事实分别劝惩折》，《政治官报》第1187号(1911年2月21日)。）
尽管州县考核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众监督，对于考核之后的奖罚，吏部倒是比较郑重其事。每一年度考核结束，经中央主持机构审核，将明显有浮夸之嫌者剔除，吏部再把各省州县划分等级的考核结果及名单缮写清单，汇总奏报朝廷批准并记录在案，评出等级的官员分别奖惩升迁。具体规定为：列入平等者准照旧供职；一次列优等者照例给予寻常加一级；两届连列优等者升为最优等；列入最优等者在该省督抚加具考语、送部引见后给予擢升；一次列入次等者分别造册登记，两次均列次等者分别停升扣补。光绪三十二年的考核，全国列入优等者94人，除病故及另案参革6人毋庸议外，其余88人均照例各寻常加一级奖励。（注：《吏部奏考核州县事实列入优等各员议叙折并单》，《政治官报》第333号(1908年9月29日)。）光绪三十四年全国有56人因列入优等与最优等而得加一级，有获优等之后已升级或请假在家者，亦在其前任记录内加一级注册。（注：《吏部奏核议光绪三十四年各省州县事实列入优等各员照例议叙折并单》，《政治官报》第1259号(1911年5月4日)。）《清实录》记有一些州县考核列最优等而送部引见擢升的事例，（注：如在任候选道山东德州知州杨学渊“得旨著在任以道员尽先补用”，《宣统政纪》卷二十二，第一一二页，(1909年10月29日)；直隶高阳县知县畅文藻“著在任以直隶州知州候补”，《宣统政纪》卷五，第八页，(1909年1月9日)。）表明通过考核，擢用了一批被认为是勤于政务的干练之才。而一些滥竽充数者，则因政绩平庸面临降级甚至革职的危险。
五
考核州县制度的建立与实施，目的之一为通过比较和甄别，掌握下属的实际能力，检查督促政令贯彻，防止因循敷衍之类的官场积习。但是，政绩考核，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与评估各级官员的实际作为，却无法了解其操守品行。另一方面，由于对组织考核的省级大员缺乏必要的约束，也很难收到实效。光绪朝后期，新政事务繁多，地方应接不暇，只好敷衍因循，清廷的许多政令变成一纸空文。对于各地官员的推托观望，朝廷三令五申均未奏效，于是通谕各地，敲山震虎：“著各该督抚于奉到此旨后，将现在筹办之事，速即认真举办，仍将有无成效情形，先行据实具奏……倘有不肖州县玩视民瘼，阳奉阴违，该督抚即当严行参劾，从重治罪。倘该管上司不行揭报，封疆大吏不即核实严参，是罔恤民艰，国法具在，朝廷亦不能曲为宽恕也。”（注：《光绪朝东华录》，总4364页。）不过，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封疆大吏，仅仅催促命令难以迫其就范，制度性约束会更为有效。考核州县不仅有利于了解各地州县官员贯彻政令的情况，也间接反映了督抚大员执行朝旨的态度与能力。
制度变革实际是利益重组，任何变动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能协调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就会导致矛盾凸显甚至激化，从而大大削弱新制度应有的功能。州县事实考核实行数年，与预期目标比较，收效并不显著。此项制度变革，本来是作为检查新政推行实效并反映基层吏治状况的一种手段，从制定、执行与补充修订的诸多环节及整个运作过程而言，主持其事的中央机构都相当认真而且努力，但各地督抚的态度似乎相对消极，各省大员对于加考与奏奖，拖延敷衍，以至吏部要三番五次催促。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考核周期短，程序相对繁琐，官员疲于应付，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晚清督抚势力日益坐大，中央的控制力逐渐削弱。清政府推行新政和，督抚的权力无论从制度要求还是实际运行看，都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展。实行州县事实考核制，在清政府是想加强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这与督抚希望扩张权限的诉求显然存在矛盾。而考核州县事实虽然由中央机构主持，却由各地督抚具体操作，双方的利益需求不同，态度各异，朝廷对于结果的认知只能建立在由督抚操控的考核基础之上，而对督抚组织考核的结果，则缺乏有效的监督核查机制。尽管后来清政府各部陆续派遣调查员调查各地新政事宜，试图与州县考核相互印证，但是分别进行，难以形成总体评估。督抚敷衍朝廷，并非抗拒新政，所争只是新政由谁主导，以及如何分配利益。况且督抚的权力来源毕竟还是清王朝，而非其所在的地方社会，通过新政来维护和改善清王朝的统治，本应是君臣一体的根本利益。可是，如果不能协调制度变动所涉及的利益重新分配，其一致性必然在维护各自利益而造成的分歧和持续不断的摩擦冲突中逐渐销蚀，考核州县最终也难以实现设计者的初衷。
新政官制改革后的中央各部门，权限划分未作协调，运作起来各自为政，学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民政部都分别进行考核，从各自的角度看，固然都有益处，但政出多门，各级官员难以应付。为了协调各方关系，宣统二年十二月，在光绪三十四年度州县考核完成后，编查馆提出：考虑到中央官制改革后，各省官制及其职能有了变动调整，而今后府厅州县官制尚须改订，州县考核“若仍照从前奏定章程责令奏效推行，恐未能适合。拟请自本届考核竣事后即行停止，由各该主管衙门另订考核章程，会同督抚督饬司道认真办理”，要求将主持州县考核的权限移交各相关机构，（注：《编查馆奏嗣后考核府厅州县事实另由各衙门办理片》，《政治官报》第1187号(1911年2月21日)。）亦即此后的州县考核改由各部负责，分项进行。但宣统三年湖南、云南、甘肃等省仍交付了宣统元年度的州县事实，并刊登于《政治官报》，继续按原有办法运作。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实事求是来看，清政府的确希望肃清吏治，州县事实考核也不能说完全是虚应故事，毫无成效。从档案所保存的一些清单看，经过不断完善，州县考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官员执政的情况。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清政府和各级官僚的社会公信力太差，以其有限的努力和效果，很难取信于民。在清政府觉得已经尽力而为，在民众看来却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根本就是一场骗局。除非清政府的改革足以让民众普遍得到实惠，或是彻底改头换面，才能重新取信于民，恢复社会公信力。否则，它的一举一动，无不让人有理由怀疑和猜忌。所以主张立宪的《东方杂志》提出：“呜呼！居今日而言整顿官制，殆非明定宪法，将州县所司之事，分数人任之，以厘定其权限而专其责成，而又厚其廉俸，增其公费不为功矣。”（注：《政府命各督抚年终考察州县开列简明事实刊入官报》，《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1904年9月4日)。）即以是否实行作为衡量清政府改革诚意的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以州县考核制度改革为契机，整个清朝的官员考核模式及其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每年一度的州县考核制度化、常规化之后，吏部奏请变通京察事宜，仿照州县考核办法，新设官职不以四格法为准，“警官但论其巡缉之是否勤奋，看守官但论其防范之是否周密，俱填注切实考语及称职、勤职、供职字样并六法等款以定去留，俱无庸填注四格”（注：《吏部奏定变通京察事宜折》，《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二，选举九，总8520页。）。1909年，吏部在筹备事宜单中，将拟改订外省大计章程、归并考核州县事实章程，作为筹备第三年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注：《吏部奏筹备事宜按年开单呈览折》，《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九十六，四，总11463页。）这说明清廷已经着手准备调整州县考核与大计的关系，建立新的通盘考核体系。只是由于辛亥革命的迅速到来，这些计划和方案还来不及实现，便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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