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舆情监控分析（最新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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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舆情监控分析 篇一
关键词：信息终端；高校网络舆情；网络舆情监控；网络评论员
中图分类号：G647
1 新时期网络的发展是网络舆情呈现新的态势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信息传播的变革。硬件方面，在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企业的经营许可变更， 向他们发放了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以后，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的终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联互通。手机媒体在移动通讯技术的助推下，显示出其在终端融合方面的诸多优势。无论是从便携性、移动性、贴身性还是移动通信产业与传媒业紧密融合性，或者是互动性、移动传播等特点，都让传统的基于计算机终端的网络应用向更加便捷、交互、个性方向发展。而软件方面，各种网络信息的应用更是层出不穷，不管是传统的新闻网页，BBS，网络论坛，新闻跟帖，博客还是现在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微博，微信等，加之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各种QQ群或者网络团体，使在新时期各种信息的传播大有随时随地、铺天盖地之势。
舆情在狭义上是指多数人受到中介性社会事项影响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或倾向。而随着以上提到互联网的软硬件飞速发展、操作方便快捷以及资源共享的特点，人们越来越喜欢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中来对自己关心的或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点或热点问题表达或自己的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观点和态度，这些态度的总和就是网络舆情。简而言之网络舆情就是舆情在网络这个媒介上的体现，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事情或热点在社会上产生，然后在互联网上掀起广泛的传播和共鸣，紧接着又回到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网络舆情成为社会舆情越来越重要的表现形式。网络的快捷、方便、迅速、资源共享的特点让网络舆情呈现出迅速及时、影响广泛的特点，这对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和应对措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高校对网络舆情应对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校向来都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合地，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网络群体。这种前沿的思潮遇上网络这样一个几乎不需审核的平台就让舆论有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表达空间。这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有着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两面性，这也让部分人利用网络传播偏激观点和理论甚至错误思潮的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网络随时随地一些欠妥或者是不真实的言论，混淆视听，鼓动师生，容易造成一些偏激的情绪和不恰当的引导倾向。这就要求高校在应对网络舆情方面采取未雨绸缪，积极主动的措施。宏观上积极学习、宣传国家在网络信息等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对网络舆情及时收集、整理、上传下达，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实，鉴别真伪，积极应对，及时公布真相并且尽最大的可能引领网络舆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添砖加瓦。
3 基于以上分析，高校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探究
3.1 高校要积极了解国家在信息安全和网络舆情方面的法律制度，大力宣传并组织学习。在学校层面建立相应的适合大学特点的相应的法规制度和实施方案等。目前，在我国网络立法目前还主要处于探索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网络法律暂时还是一个新事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从法律的角度研究网络、规范网络，保护网络的发展，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国目前的网络立法，一方面，在近年来制定的《统计法》、《档案法》、《测绘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刑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分别规定了一些与网络信息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相继颁布了如下的一大批有关网络方面的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其中法律有：《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00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行政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1996年2月1日颁布，1997年5月20日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国务院信息办1998年3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2000年9月25日实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2000年9月25日实施）；部门规章主要包括：《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2000年11月7）、《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产业部2000年11月7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 公安部 文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1年4月3日联合）、《电信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信息产业部1999年9月7日）、《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教育部2000年6月29日实施）、《关于加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管理的通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1999年10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邮电部1996年4月3日颁布）、《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邮电部1997年9月10日颁布，自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国金桥信息网公众多媒体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工业部1998年3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邮电部1996年4月9日颁布）等等一系列和互联网信息安全规范相关的法规，高校相关部门可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和高校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形成宣传学习资料，在广大师生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在高校形成一种对网络信息安全政策法规学法、知法、懂法的氛围和风气。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针对自己高校的行之有效的法规实施方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网络实名制，所谓网络实名制是一种以用户实名为基础的互联网管理方式，可以成为保护、引导互联网用户的重要手段和制度，但网络实名制目前还仅仅处于提出的阶段，还需要法律和技术的双重保障来推动其进一步的实施和实现。
3.2 高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利用当今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网络爬行器等软件，及时捕捉和识别出趋势性、敏感性、倾向性的网络舆情信息，建立网络舆情指标体系，对网络舆情事件程序进行评估和预测，对网络舆情及时作出警示性反应，实现对网络舆情安全态势的把握。先进智能的网络监控系统还可以对收集的具体数据从传播扩散，，内容敏感性，态度倾向性等方面对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形成安全评估体系，为进一步的处理和引导提供有力的数据分析和支撑。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可以作为网络舆情监控机制的基础或数据来源。
3.3 在高校建立一支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维护、监控的队伍，一方面积极建立新闻网，贴吧，微博，论坛，留言簿等软件平台鼓励大家积极各种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宣传高校教学科研中的新风尚，新气象，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把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关注、讨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学生学习、素质的提高等正面新闻信息上来，抢占网络舆论高地。同时选拔一批思想素质过硬，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教师和学生，借助于网络监控系统或网络搜索引擎或者对校内、外网络信息有针对性的浏览监控，对监控信息整理、汇总成网络舆情监控分析报告，形成网络舆情警示信息，形成对高校有针对性的关注点和关注网站，同时对网络舆情报告进行分析汇总，及时掌握当前师生的舆论信息热点，并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例如：在中日事件争端期间，某高校一教师开一辆日系车在校园里檫到一个学生后没有处理就开车离去，事后学生在贴吧中发表帖子声讨这一教师并了该教师的车牌，结果引发了大量的跟帖，一部分学生严厉的质问该教师“师德何在？”，甚至有些学生连带就否定该校所有教师的师德，严重影响了该校教师的整体形象。更有一部分学生公开召集大家打砸该日系车，很多学生都积极响应表示支持。该校网络舆情监控人员在看到这一消息以后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汇报，学校领导马上责成相关部门调查事实真相。结果联系上该教师后，她说当时正好是上学时间，人很多，她忙着去上课又是开车新手，所以他并不知道汽车擦到同学，而且马上在网络上说明了情况并对该同学道歉还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赔偿，事件很快得以平息。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在高校这个人口密集的场所，有相应的网络信息监控队伍及时的了解网络舆论，对于舆情的控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网络信息监控队伍可以进行范围比较小的有针对性的监控，如果要进行大范围的广泛的监控，可以借助于目前新兴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目前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很多，功能也相当的专业，有实行全网监控的，也有针对部分网站监控的。针对高校的情况，可以使用部分网站监控的或者如果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集中人力和物力开发完全符合自己特点和需要的小型网络监控系统，同时请网络安全和心理方面的专家形成相应的网络舆情报告和分析系统，对高校领导的决策形成一定的辅助作用。
3.4 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定的网络舆情的时候，相应的部门或负责人应该及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弄清楚事件真相，在第一时间公布情况，并在恰当的时候用适当的语言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在条件成熟的高校，可以在全校各院系和部门建立一支网络评论员队伍，充分发挥一线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力量，对出现的网络舆情进行积极的合适的引导。
4 结束语
高校网络舆情具有社会网络舆情的一般性，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何营造良好高校的网络舆论氛围，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高校网络舆情发现、分析、引导的机制和策略，发挥网络传播信息的积极作用，在我国还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除了需要高校本身加强学生法制教育，加强监管和引导以外，也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和法规的规范和引导。
参考文献：
[1]骆兰。高校教师岗位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导刊，2010（11）.
[2]王栋。大学校园网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析与对策[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07）.
[3]刘蕾。高校校园网网络安全问题与对策[J].科技资讯，2008（05）.
[4]王营康。2011年8月网络安全监测数据分析[J].信息网络安全，2011（10）.
网络舆情分析范文 篇二
关键词：连接分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应用探析
一、网络舆情
（一）网络舆情概念。网络舆情将网络作为载体，将事件作为核心基础，广泛的传递网民的言论、意见、态度等，有效的进行传播与互动行为。网络舆情就是在一定的设置空间中，利用网络将社会事件通过信息共享的平台传播出去，将民众对社会的态度、意见、价值、观念等有效的传递。
（二）网络舆情所具有的特征。网络舆情的主体是由无数的网民构成的，具体特征包括：直接性、随意性、突发性、隐蔽性、偏差性[1]。直接性就是通过网络的共享，网民可以及时的发表自己的言论，还可以无限次地传播、重播；随意性就是网民可以在网络上使用匿名、现身等形式发表言论，舆论的内容随意性很大；突发性就是网络没有时间、空间的临界点，可以进行实时的更新活动，保证网络的快速传播；隐蔽性就是网民可以通过网络隐蔽自己的身份，宣泄自身的情绪等。
二、链接特征方面的分析
如图1所示，是连接特征分析的常用指标，是很多的学者通过全方面的、多角度的对连接分析进行的研究，最终总结出的常用指标。
三、实验分析
（一）实验内容以及方法。这次实验选择的是全国知名的新闻网站进行的有效研究，如表1所示。其中，表中显示的域属于是爬行之列。例如：等，同时，这些域的结果全部属于/。这次实验使用的方法是网络舆情监测巴特网络爬虫工具，例如：如表1所示，在域中搜索爬行和“南平凶案”有关的Wed网页[2]，快速地寻找到页面的标题、公布的时间、出处、域、URL等相关的信息，其中标题就是Wed网页的标题，公布的时间就是Wed网页新闻的时间，出处就是Wed网页新闻的来源，域就是涵盖新闻的域，URL就是Wed网页的网址串。
（二）分析与结论。统计有效的抓取数据要以日为单位，统计的时间区域2010.3.23至2010.5.2，如图2表示的是得到的结果，图中的横轴表示的是日期，纵轴表示的是网络舆情的数量。通过图2的数据说明了，03-23是网络舆情发生的日期，在这一天中达到了很高的数量，体现出舆情的突发性。03-24到03-26是网络舆情达到的高峰时期，属于是爆发期。03-26到04-05是表示事件的关注量降低，其中03-26到04-01是平和时期，直到04-06属于冬眠状态。04-08是“南平凶杀案”开庭审理的期间，同时，也是致使04-08关注量增加的重要原因。直至04-11关注量下降。04-12到04-14是导致舆情关注量再次升高，通过URL的查询得知，04-12发生了“广西合浦”案件，激活了冬眠中的舆情，引来人们的关注。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知名网站进行的有效实验表明，连接分析的方法对网络舆情的实际发生的新闻的实时演变具有很好的吻合作用，保持一致，将连接分析方法应用到网络舆情中是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有效地对网络舆情提供指导的作用，帮助政府有效的进行疏导与指引等，在社会治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华香。链接分析法在网络计量中的应用[J].情报杂志，2003(6):15-17.
互联网舆情监控分析 篇三
关键词：超网络；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理论研究
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相互耦合的结果，它为传统金融业注入了全新的发展思维和理念，也为互联网产业开拓了新型的业务领域和对象。谢平（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或电商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是介于传统金融与互联网两端之间的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以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2015年市场整体规模超过10万亿元，其中支付市场规模就达到9.22亿元。然而，伴随机构和产品的数量持续增长、金融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增强，以及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我国互联网金融事件频发，以众筹行业为例，截至2016年，全国各类型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总计427家，全年倒闭、转型及其他（跑路、提现困难以及众筹板块下架等）平台数量达293家，给消费者、企业、社会带来难以估计得损失。
由于互联网金融事件具有互联网快速传播、金融行业保密隐私的特征，导致我国在应对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的防控中捉襟见肘，尤其存在传播途径认识不清、影响程度和范围评估不准、关键人物识别模糊等情况，导致金融运营机构、监管机构应对危机能力有限。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与普通舆情事件差异的基础上，从超网络的视角对互联网金融舆情进行风险识别与管控研究，分别构建了不同级别人物的识别模型、舆论演变模型，以及互联网金融舆情引导策略矩阵，最终从控制、引导、干预三个方面构建我国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体系。
二、互联网金融舆情的定义与特征
舆情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针对互联网金融舆情方面，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舆情是指享受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对象对所发生的互联网金融事件信息进行传播与互动的过程。根据互联网金融舆情的发生对象不同，可以分为金融形势舆情和金融事件舆情。其中，前者是指升息、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如果媒体等传播主体没有正面引导，那么容易引发舆情波动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变化。后者是指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与经营有关的资金链断裂、资金挤兑、金融产品亏损等突发事件，该类事件容易产生大幅度的社会舆论，对相关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指互联网金融事件舆情。
在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今时代，舆情中信息的不对称性正在弱化，传播方式呈现出快速共享、全面透明、多向传播的特征，与普通舆情相比，互联网金融舆情尤其体现为错综复杂性和难以控制性。
（一）影响区域广
不同特征的舆情事件影响范围和程度各不相同，并且具有行业性、区域性等特征，如某个公共政策引发的舆情事件具有区域性特征，某一产品的质量引发的舆情事件具有行业性特征，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影响范围可能会达到全国，涉事对象能够涵盖社会不同阶层，因此影响范围更大。从爆发过程来讲，普通舆情事件以爆发点是唯一的，呈现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态势，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一旦爆发，将会在多地区产生“核裂变”式的连锁反应，在短期内呈现燎原之势。例如，爆发于2015年的“e租宝”事件，涉及金额约745亿元，涉及人数达到了90.95万人，涉事主体遍及全国31个省市区。
（二）处理难度大
基于互网金融具有的普惠特征，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造成在不同区域会出现影响程度与范围出现高与低之分。从处理方式来看，各区域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联合协同处理。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同质性，一旦一家互联网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很容易波及上下游对象，并且对同类单位和产品造成巨大影响。从处理对象上看，普通舆情事件呈现“线”形特征，关键人物或节点有可能产生在事件爆发的起点，其关键人物或节点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精确定位，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呈现“面”形特征，容易出现多点爆发的态势，其关键人物或节点的出现时间和节点难进行清晰识别，其识别与防控难度巨大。
（三）涉事主体多
舆情主体包括与舆情事件有关联的人或组织。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普通舆情的参与主体包括制造者、参与者、管理者和旁观者；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涉事主体一方是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另一方是购买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庞大群体。此外，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由于涉及到违法、犯罪等行为，政府、行业监管主体往往会介入。因此，任何一个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都会涉及多方主体，每一方的角色、人物均不相同，具有错综复杂性的系统性特征。正因为如此，从根源上讲，处理普通舆情事件的目标是平息舆情，但处理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目标是解决舆情。
（四）持续周期长
舆情本身具有突发性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舆情的持续周期存在差异性，普通舆情事件的生命周期大多呈现“正态曲线”分布（见图1- a），从事件的突然爆发到最终消亡是一个正态分布的趋势，其持续周期一般在3个月以内；互联网金融舆情则呈现“梯形分布”特征（见图 1-b），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关注度会持续攀升，并在一定时间段之后，达到一个长期的平稳状态，该阶段会随着事件调查等工作持续很长时间，其长短由解决方案的推出时间决定，最后随着事件解决，关注度会逐渐回落。
通常来讲，普通舆情事件的持续周期大约是三个月左右时间，并会伴随新事件的发生而逐渐消亡，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持续周期可能会达到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并且会随着新的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发生，推动原有事件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例如，在2015年发生的“快鹿事件”，从事件爆发到最终立案调查，持续周期达到了6个月。
互联网金融舆情特征的特殊性，导致对其进行风险识别与防控必然不能采取与普通舆情一样的应对措施，而是应该基于传播网络建立从识别到判断、从控制到干预的防控系统。
三、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研究现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的识别与防控方面的研究始于2010年以后，张世晓（2012）认为，金融监管机构对收集到的金融舆情信息可以从定性、定量两种方法角度建立研究分析机制，其中，定性分析主要是对金融舆情主题分类整理和对金融舆情观点归纳整理。定量分析主要包括统计方法和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可以实现基础数据统计和对各类主题、各类观点的占比等进行指标设定。计量方法是基于基础数据运用计量分析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张金凤、王恒山（2013）从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提出对不良金融信息网络传播的管理方法，认为金融部门可以成立专门的检测部门、网络媒体编辑室，以及通过处理好跟传统媒体的关系获得传统媒体的支持等。谭云明、饶潇（2015）认为网络金融舆情共有“金融市场突发事件、业务表现失败事件、服务缺失与行为失当、制度性弊端”四类，并认为网络金融舆情的处理流程包括信息采集、定量分析、危C预警三个部分，继而提出强化危机意识、加强组织领导、熟悉舆情形成与传播规律等措施。庞引明等（2016）分别从时间节点、时间序列的角度研究了风控模型，指出可以通过大数据集进行试算，并在试算中调整各种参数，就可以训练出适合具体环境和分析目标的大数据风控模型。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范畴可以看出，现有成果多集中在互联网金融舆情的形成机制、处置流程、防范措施方面，部分学者运用统计学等方法实现了情绪识别、影响因素识别等局部防控，但是在传播网络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不足。本文从超网络的角度，试图揭示舆情事件中各类数据的深层次关系，主要达到如下目标，一是理清互联网金融舆情在线上和线下网络中的传播机制与扩散路径，二是构建互联网金融舆情在传播过程中不同类别舆情人物的识别方法，三是建立“控制、引导、干预”一体化的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体系。
总之，本文通过对舆情事件主体、传播态势的准确识别方法，以及处理舆情事件过程与控制体系，为政府、企业等责任主体及时应对舆情事件有实质指导意义。
四、互联网金融舆情超网络的构建
Nagurney和Dong（2002）最早提出了超网络（Super Net Work）的概念，指出高于并超出现有网络结构可称之为超网络，Bohannon（2009）认为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主要关注事件主体中“人”的信息，但是对于环境、时间、区域等事件的动态属性研究较少。我国相关学者对超网络与金融的关系研究较早，王志平和王众托（2008）构建了金融超网络模型，认为典型的网络是由许多“节点”与连接两个节点的一些“边”组成的。其中，节点用来表示实际系统中不同的个体，连接节点的边则用来表示两个节点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李倩倩、刘怡君（2012）将舆论模型的研究从复杂网络进一步扩展到超网络空间中。
相比普通舆情事件的传播机制，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往往是在线上爆发，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个网络层面进行同步传播。此外，互联网金融舆情除了受个体影响（心理、观点、行为）外，还受外界环境（政府、法律、媒体等）的影响，将这些因素分别建模为相关子集网络，再聚集成为超网络，对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从图2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舆情网络是一个典型的超网络，对网络节点间的亲疏、远近关系的度量，可以研判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发展态势、引导预期走势的基础。对节点间的度量主要是进行距离度量和连接能力度量，其中距离度量可通过最短路径距离、平均路径长度进行衡量；连接能力度量可通过优先连接进行度量。
（一）节点间最短路径距离
最短路径旨在寻找网络中两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最常用的为Floyd算法，其原理为。
如果一个矩阵D=[dij]，其中dij表示i与j的距离，dij>0。若i与j之间不存在连接路径，则dij为无穷大；i与j的最短距离分为是否经过i与j间的k两种情况，可以令k=1，2，3，…，n（n为节点数），检验dij与（dik+dkj）的值，在此，（dik+dkj）分别是已知的i到k、k到j的最短距离，因此，（dik+dkj）就是i到j的最短距离。所以，若有dij>dik+dkj，表示从i到k，再到j的距离要比原来的从i到j的距离短，自然把i到j的dij重写成（dik+dkj）。每当一个k搜索完，dij就是目前i到j的最短距离。将此过程不断重复，当查完所有的k时，dij就是i到j的最短距离。
（二）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路径长度（APL）是指网络中所有节点之间的平均最短距离，与之相对的最大距离称为网络的直径，二者共同衡量网络的传输性能与效率。平均路径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APL=■■dij
式中dij为节点i和j之间的最短距离。
（三）优先连接
优先连接是指新增加的关注者的观点、心理总是受到权威机构、人物等具有较高连接特征人群的影响，新出现的节点更倾向于与较高连接度的节点相连接。一个新的节点与一个原有节点相连接的概率Πi与节点vi的度ki和适应度ηi之间的关系满足如下关系。
Πi=■
从式中可以看出，优先连接概率不仅与节点的度成正比，还与节点的度与适应度的乘积成正比。通常情况下，越老的节点具有越高的度，但如果一个新的节点具有较高的适应度，在随后的网络演化过程中同样可以获得更多甚至比老节点更多的边。
通过以上的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各节点之间的紧密、亲疏程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价值体现如表1所示。
五、基于超网络的互联网金融舆情人物的有效识别
互联网金融舆情具有全国区域性特征，因此要对舆论加以引导和控制，必须要识别出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人物类别。根据相关人物在舆情网络中的作用，可以分为“领袖人物、连接人物、扩散人物、一般人物”四类，其中前三类可称之为“关键人物”，不同的人物类型在线下和线上网络舆情传播中起到领导、联系等不同的作用。
（一）领袖人物
领袖人物对舆情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实互联网金融舆情分析中，领袖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互联网传播中起到意见领导作用的具体人物；另一类是对解决互联网金融舆情起到领导作用的虚拟人物，包括监管机构等权威主体。
对具体领袖人物的识别分为两类，一类是线下领袖人物识别，可以根据线下活动的角色进行确定；另一类是对线上领袖人物的识别，可以通过节点超度、超边重叠度、集聚系数、平均最短距离等进行识别。其中，集聚系数应用较广，可以用来衡量网络中各节点的群聚情况。
设网络中节点i通过ki个节点相连，如果这ki个点完全相连的话，将有■条边，而节点i与这ki个节点间的连接边数仅为Ei，则节点i的集聚系数Ci为：
Ci=■
（二）U散人物
扩散人物在网络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分为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负面人物大多为造谣者和传谣者，正面人物大多为辟谣者。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线上和线下的扩散人物可能并不一致，线下的正面扩散人物可以是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线上的正面人物可以是国家权威的社会媒体；线下的负面人物可能是竞争对手或者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等，线上的负面人物可能是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损失较大的投资者等。
线下的扩散人物较容易识别，对于线上扩散人物，可以利用K-shell值可识别出网络中的扩散人物，并通过计算这些扩散人物之间的距离，防止负面人物舆论的扩大，以及实现正面人物扩散积极信息的范围达到最大化。K-shell其基本思想如下。
假设边缘节点的 K-shell值为 1，然后往内一层层进入网络的核心，先去除网络中度值等于 1 的所有节点以及连边。若剩下的节点里面，仍有度值等于 1 的节点，则重复上述操作，即去除这些节点和连边，直至所有节点的度值都大于 1，把这些去除的节点的 K-shell 值记为 1，也就是说这些节点均处于kls值为1的层。然后依次去除度值小于或等于k的节点及连边（k为整数，k≥2），直到所有的节点都有对应的ks值为止。
（三）连接人物
连接人物是指在网络结构中起到连接作用的人物，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连接的对象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社交媒体、政府部门、行业监管机构、投资者等多个主体，因此在互联网舆情关系体系内众多的人物中识别连接人物较难。
对连接人物的识别通常由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介数指标（Betweenness）刻画节点对网络结构的连接作用及该节点对其他节点对之间信息的控制能力；二是利用BR（Bridging）方法识别网络中重要连接人物。
例如在图4中，节点m和节点o之间的联系，依赖于连接节点m和节点o路径上的其他节点i、q和p，因此，计算一个节点的与其他节点的关联性可以通过计算经过该节点的最短路径的数量获得，这个数量就是点的介数。令b为介数，则节点i的介数为
综上，领袖节点是舆情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节点，即连接度最大的节点；扩散节点是K-shell值最大的节点，该节点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介数或BR描绘的则是节点本身对网络结构所具有的全局影响。通过对线上、线下“领袖人物”、“扩散人物”、“连接人物”的识别，可以制定线上、线下不同的引导、干预策略。
六、基于超网络的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方法
（一）控制
互联网金融舆情与普通舆情相比，就是在互联网金融舆情的超网络中存在大量的关键人物、领袖人物，并且这些人物在超网络中所起的作用各异，因此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难度很大。目前，在舆情控制理论方面，主要有蜂拥控制（Flocking Control）、牵制控制（Pinning Control）两类。其中，蜂拥控制源自仿生学，采用最多的经典模型是Reynolds（1987）模型，该模型按照大自然中鸟群群体蜂拥飞行的特点，通过观察每个鸟的现有邻居来决定其飞行方向。以此模型为基础，Han J、Li M、Guo L（2006）构建了Boids模型，该模型以Reynolds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间谍鸟”来控制群体行为。蜂拥控制能够通过在系统结构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群体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牵引控制是指通过对舆情网络中的部分节点施加一定的影响进而使整个的网络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对节点的施加影响可以是随机施加，也可以按照相关的目的特定施加。Lu和Wang（2008）基于谷歌对网页重要性进行排序的PageRank算法，提出了计算某一节点是否重要的ControlRank算法，即通过ControlRank值来评定哪些节点是最需要进行控制。节点的ControlRank值（CRi）如下。
综上，互联网金融舆情属于典型的超网络，因此，采用特定牵制的方式进行舆情控制是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利用ControlRank算法能蛲诰虺龆冉洗蟮慕诘憬行控制，进而实现对整个系统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二）引导
1. 引导对象的识别
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传播网络中，共有三类人物，分别是活跃人物、焦点人物和领袖人物。活跃人物活动范围广、活动频率高，其传播的舆情内容能够加速整个舆情事件的发展速度与程度，因此，在舆情爆发的开始阶段要尽可能地降低其传播负面信息的概率，而在舆情的平稳阶段要最大程度地引导其传播正面消息的数量和范围。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活跃人物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线上的活跃人物可通过发帖数量、评论数量等进行衡量，线下活跃人物可通过具体的行为数量加以评判。线上活跃人物的可通过节点超度识别，节点超度越大，表明其活跃程度越高，其表率和示范能力越强。
焦点人物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特征的人物，在线上传播中作用明显。焦点人物主要体现为两类，一是负面焦点人物，往往是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肇事者，主要为线下人物；二是在传播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传播焦点人物，主要为线上人物。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一旦爆发，前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往往会变为沉默人物；后者拥有较大规模的粉丝数量，其言论容易得到较大数量的评论和转发，其看待舆情问题的观点较为精确，而且其观点具有长期稳定、持续的特征。在焦点人物的识别上，负面焦点人物较容易识别。传播焦点人物可通过超边重叠度（Hyperedge Density，Dh）进行识别，其数值越高，焦点人物的程度越高。
领袖人物是整个舆情事件的引领者，其支持率较高，在整个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领袖人物一般分为两类，一是舆情事件本身的事件领袖人物；二是处理舆情事件的权威领袖人物。后者往往是权威机构部门的发言人，对整个舆情事件起导向作用；前者是一般是舆情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舆情受害者的代表。事件领袖人物和权威领袖人物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二者的关系决定该舆情事件解决的好与坏、快与慢。
2. 引导策略的选定
互联网金融舆情网络是一个超网络，每一类人物都存在线上人物和线下人物，由于互联网金融舆情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因此在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引导时，要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三）干预
1. 干预的舆情主体
在当今各种社交媒体的作用下，舆论的传播除了受社交网络中个体的影响，还受到来自媒体、政府等其他媒介的影响。李倩倩、刘怡君（2012）建立了社会舆论超网络模型，从环境网络、社交网络、心理网络、观点网络共同构建舆情的传播与驱动机制。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按照互联网金融事件的主体划分，可分为肇事者、涉事者、旁观者三类，不同主体的心理、观点、行为共同构建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舆论模型。
其中，肇事者是指爆发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经营机构，互联网金融舆情爆发以后，出于保全自己、将损失降到最低的观点，责任较大的肇事者往往采取隐匿藏身、秘密跑路的行为，部分责任较轻者会采取投案自首等行为。涉事者是指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遭受经济损失的群体，当出现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时，对肇事者持有极其愤怒的心理，同时也会出现后悔、自责的心理，涉事者基于各自的经济实力、能力水平会出现孤立无助、内心矛盾等观点，继而出现全体上访、法律诉讼、甚至是暴利破坏等行为；旁观者是指未在互联网金融事件造成损失的群体，该群体包括行业从业者、普通人士等。该群体出于自身考虑，通常对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持有庆幸自己未遭损失、嘲笑、同情涉事者心理，因此会有事不关己的观点，部分旁观者会采取提供法律帮助等行为，但同时会存在指责、建议采取一定措施等行为。
2. 干预的措施
互联网金融舆情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与普通舆情事件相比，解决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目标不是平息事件，而是彻底解决事件，因此，必须借助政府、媒体的作用才能得以解决，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必然以解决事件为出发点。干预的路径是通过外部环境、自身认知的改变引起相关主体心理的改变，进而促使该主体观点的变化，最后达成行为方式的改变。可见，干预的本质是通过改变达成控制。基于此，干预的措施包括隔离、嵌入、重构三个方面。
（1）隔离
从理论上讲，隔离是通过隔离舆情网络中一条或多条负向超边，进而达到改变网络传播结构的目的。在实践中是指隔离互联网金融舆情超网络中的持有、传播负面信息的活跃人物、焦点人物和领袖人物。隔离的方式包括信息隔离和物理隔离，前者是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隔离相关人物的账号、内容等，后者是指对造成极大恶劣影响的人物通过法律手段等实现隔离。隔离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果隔离出错，甚至会引起更大波澜的舆情，因此，隔离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有理有据，一针见效。
（2）嵌入
嵌入是指通过在超网络中嵌入一条或多条正向超边，进而达到通过增加正向超边数量影响整体舆情态势的目的。嵌入的方式主要有信息嵌入和人物嵌入两种，信息嵌入包括以新闻会、媒体文章等形式适时一些真实信息，进而对舆情态势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人物嵌入是指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引入一些权威的政府、法律、权威机构等领域的人士，让其传播特定信息的目的。在运用嵌入策略时，嵌入的时机、内容至关重要，嵌入内容的传播程度和范围直接可以影响到嵌入结果。
（3）重构
重构是指通过改变超网络中的负面超边和正面超边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进而实现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舆情达到整体防控的目的。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重构前应该制定具体的重构策略和紧急情况出现时的备选措施，尤其针对全国性的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进行重构时，必须考虑到区域联动，做到行动一致、目标一致、方法一致。
七、总结
本文通过借鉴相关学者对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结合金融舆情的特性，得出互联网金融舆情的传播机制、人物识别方法、风险防控措施等，并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监测和引导策略。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讲，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互联网金融风险链条中的一环，为了有效地监测网络金融舆情，还应该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监测平台系统，将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和危机预警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建立舆情事件数据库，将消费者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金融产品数据等融为一体，为深度的信用评价、产品定价等大数据挖掘服务。
参考文章：
[1]You You Lu，Xiao Fan Wang. Pinning control of directed dynamical networks based on ControlRan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2008（08）.
[2]李倩倩，刘怡君。基于超网络的社会舆论演化及应用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27）.
[3]谭云明，饶潇。网络金融的舆情引导策略[J].重庆社会科学，2015（07）.
[4]张金凤，王恒山。金融信息网络传播研究[J].金融经济，2013（10）.
网络安全舆情分析范文 篇四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管理；监管；引导
引言
党的报告中提出要强化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需要高度重视新媒体影响。从“三微一端”到多元化的直播软件、短视频App等，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广泛，网民们热衷于关注一些热点话题和公共事件，而这些网络平台为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场地，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网络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形象、政策方针、人民生活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网络舆情管理相关问题也随之出现，即使各政府部门都对舆情治理加强重视，但在现实情况中，却屡屡出现治理效果不理想的现象。
1相关概念界定
网络舆情，是网络上盛行地对各种类型问题形成不同观点和看法的舆论，特点在于群众可通过网络平台来传达自身的态度、情绪以及意见，主要以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两种形态存在。而网络舆情管理，是为了减少不良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管理部门对网络上所有舆情进行监测、收录、分析研判及应对处理的整体把握的管理。
2网络舆情管理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网络舆情形式具有形态多、规模大、变化快的特征，大量舆论事件都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并且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就给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西藏的网络舆情除了具有一般网络舆情的普遍特征外，还因西藏特殊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近年来拉萨市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网络舆情日益增多，政府等相关组织在面对网上传播的各类虚假信息、反动言论、民生热点难点等问题时，只有采取正确应对网络舆情的思路和方法，才能实现管理者与网民的良性互动，为拉萨市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3拉萨市网络舆情管理现状分析
党的十八大、西藏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在网络管理方面，西藏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系列方针举措，有力确保了涉藏网络舆论安全和网络空间可管可控。比如，西藏在全国率先成立自治区、地市和县三级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率先成立自治区互联网党工委、率先实现网络实名制管理和网络系统党组织建设以及政府新闻网站集约建设发展目标等。
3.1管理现状
3.2问题分析
截至2019年底，西藏政务机构微博数量达361个，政务头条号数量达396个，政务抖音号137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互联网在拉萨市迅速生根发芽，主要表现在快速增加了网民数量、扩大了网络规模。但随之出现的便是网络舆情所产生的问题和压力，受很多条件影响，当地网络舆情管理工作还存在较多问题与不足。3.2.1网络舆情监管部门间联动机制不完善。2013年，西藏成立互联网党工委，并在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组织组建互联网党组织，在国内属于创新举措，但不足之处是各个部门都有一套舆情管理的方式和规定，相互之间联络体系不严密，且同系统间的信息互通也不太畅通。做好网络信息工作需要各个部门间的团结协作，由于存在部门壁垒，容易导致它们间信息交流不畅、互助意识不强、相互之间推卸职责等问题，这降低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影响了正常工作进度。3.2.2专业领域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对网络信息的浏览和准确分析是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的重要一步。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工作人员具备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还需具备舆情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此外，工作人员还要对西藏的人文、风俗、政治、历史等信息有足够的了解。受自然环境和发展水平影响，2020年，西藏各市地在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上的资金投入力度还存在不足。3.2.3缺乏网络舆情管理的法律法规。2012年以后，国家对网络安全和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陆续制定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舆情管理制度，可是截至目前还没有颁布政府部门网络舆情管理的专门法律法规，主要是以规章和规范的形式呈现，且较为松散。在数据利用、数据存储、责任归属等方面难以从舆情管理的法律中找到合适的条款，而且拉萨市制定的文件主要是针对网络安全方面，缺少对网络舆情管理的法律保障，这便大大降低当地在网络舆情上的治理能力和力度。
4提高网络舆情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4.1逐步建立拉萨市跨部门联动发展机制
第一，尽快建立完善大数据信息机制。各部门合作的条件是共享信息，因此管理部门需根据实际情况，逐渐解决各部门间数据共享的障碍，以此来保障各部门间的舆情信息相通。第二，建立舆情部门的应急联动发展机制。在解决同一个热点事件的同时，党政部门要做到思想和步调的一致，引导谣言向积极方向改善，减少其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提高政府影响力的同时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
4.2筑牢舆情管理的人才基础
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是政府部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而言，第一，需要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建立一支科学的舆情管理队伍。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与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寻求专项资金资助，根据实际进行合适的人才培养体系；此外，还可以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制度，设立编制，提高岗位福利待遇，吸引专业人才加入。第二，有规律地组织舆情管理培训。加强舆情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培养团结合作意识和持续学习能力。第三，在进行招聘时需考虑专业人才知识的多元化。除了大数据的相关领域外，也可向心理学、犯罪学和社会学专业倾斜。这些对于加强涉藏网络舆情管理，控制其负面影响的传播，维护西藏全区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4.3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面对新时期网络安全的严峻形势，拉萨市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向国内外先进城市学习它们的管理经验，强化法制观念和思维，以法规的形式将拉萨市对网络舆情管理的办法固定下来。
网络舆情分析范文 篇五
【关键词】 网络舆情 监管工作 分析
一份最近的报告指出，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6亿，占据了总人口半数以上。由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时代的发展速度。网络裂变式的发展与监管的滞后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013年底，部长刘奇葆强调，充分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基本职责，抓好网上舆论工作这个重中之重。由此可见，网络舆情监管工作，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的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分析一：了解网络舆情的形成及其特点：
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源”，即事件的者和传播者，在寻找“信宿”的过程中，扮演意见领袖的权威人士和专家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事件的传播进程和欲求目标的实现程度，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作用。在意见领袖的带领和感召下，与事件相关的和不相关的网民聚集在一起，沟通进而提炼观点，甚至付诸行动。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发育，普通民众的公民意识逐步觉醒，作为草根，网民之间有种天然的阶层认同感和凝聚力，他们把网络作为话语平台，并且积极利用这一平台所赋予的话语权，对于公共事件敢于发声，并试图影响公共决策。他们怎样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如何快色传播，获取信息的人们的怎样反应……这些都属于网络舆情的范畴，如何及时地发现这些网络舆情，并根据其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成为各级党委维护自身形象、加强执政能力的必要手段。
分析二、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监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近期发生的如陕西神木“房姐”事件、香港奶粉限购令，黄浦江上游的死猪、“表叔”事件等有较大负面影响的来看，事件发生后，尽管在网络中某些言论的观点是客观的、真实的，对事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更多的是情绪化、偏激的攻击性言语，甚至制造谣言，混淆视听，激起网民对政府，乃至社会的不满与愤怒，网络舆情对事态向负面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突发的网络负面舆情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没有一个健全的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机制，不能适时果断地处理危机；其次，没有与网络媒体建立一个完善的关系网络，难以及时有效的在发生舆情时对舆情进行管制；再者，缺乏危机意识以及处置网络舆情危机技巧的训练，加上用传统办法处理延误时机，造成处理的被动。而现有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中：一方面多数单位存在对网络舆情知识还不十分熟悉，缺乏网络舆情监控方面的专业人才；其次采用的舆情监控系统大多非专业，在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研判等功能都有待于完善；再者，我们在进行信息反馈、信息决策，信息处置等多个环节中还存在很多漏洞，很多责任主体单位还存在着不重视、不配合现象，影响了整个舆情处置工作的正常开展。
分析三：造成舆情监管难的原因及对策：
原因：
1、网络舆情中源头者处于“隐形”和“虚拟”的状态，缺乏有效监管和规范，发言者无需为自己言论担责，存在肆无忌惮的心态。2、绝大部分网民对信息真伪不具备严谨、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严重的个性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3、网络舆情传播快，范围广，聚集效应强，但可控性较差。对在网络中四处粘贴攻击诋毁类的信息，只能被动采取堵截、删除等方式，防不胜防；4、对新传媒的网络舆情，缺乏有效监管抓手，也缺乏有效的制止或者进行澄清的手段。对不利言论，主要采取删除了事，很少对事实进行澄清。有些问题早已解决，但反映问题的信息一直在网络中传播，仍可能引发新的不良影响；5、对网络舆情掉以轻心，很多在传统部门工作的领导对网络舆情重视不够，或是无可奈何，怀着自生自灭的心态看待网络舆情，也是造成网络舆情难以实施有效监管的重要原因。
对策：
1、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都应加大对网络舆情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参与民众在线交流，倾听民众心声，回答民众疑问。主动接受新媒体等新生事物的产生，利用其特性，拓宽思维方式，强化工作能力。
2、加大对网站单位和网络使用主体的管理力度。对造谣诽谤、混淆是非的帖子、博文等坚决予以管制发表，坚持推进实行实名登记制度，严查网络IP地址等，做到有据可查；使网络信息的者具有“在网络上说话也要负法律责任”的意识。
3、有预见性地组织社会监控网络。充分调动各主管部门、网络文化管理机构的积极性，对某些事件强化敏感意识，及时地邀请相关负责单位共同参与网上舆情监管工作，建立一种信息共享、高效运作、快速反应的舆情监控体系和机制。
互联网舆情监控分析 篇六
他们声称，其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提供的舆情监控系统，可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新闻、论坛、博客、贴吧等各类网络信息进行汇集、分类、整合、筛选，也可对定制关键词的相关主题进行实时监测，全面分析网络舆情发展趋势，提供基于网络舆情监测的决策参考和风险预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陆市场上类似的舆情监测软件公司已有30家左右。网络舆情监测无疑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记者查阅诸多公司网站发现，这些公司大多成立于2008年和2009年。
同类软件 中外有别
2008年前后，随着web2.0时代的发展，网民由被动接收互联网信息逐渐转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网民议政更加心直口快。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周久耕天价烟等事件正是通过网络民意不断升温，最终演变为重大的公众舆论事件。于是，网络舆情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
2008年6月，国家主席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加上一系列网络事件，2008年亦被内地媒体称为中国的“网络问政元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供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方正集团是国内较早研发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公司之一，其客户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方正电子政务公司产品总监李崇纲向记者介绍了研发方正智思互联网舆情分析系统的过程。
李崇纲说，在政府部门的需求下，方正公司在几年前着手这方面的研究时，国外已有很多成熟的舆情监测分析软件，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在利用国际知名厂商Autonomy公司生产的能概述新闻报道中公众意图表述的软件，分析民众意愿，把握社情民意的走向。
方正最初的想法是与借助这些国外公司的经验共同合作研发，但合作最终未能实现，因为双方对需求的理解存在差异：“对方的技术擅长监测新闻类信息。在国外，对于论坛、贴吧、博客等信息可能没有深入挖掘的潜在需求，所以他们也就不会研发这方面的技术。而我们恰恰要针对这些信息做技术研发，新闻信息并不是我们的监测重点。”
尽管一些外国公司也在大陆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因为政府部门对于“安全因素”的顾虑，国外公司基本拿不到国内的生意，它们一般只能给一些外资企业提供服务。
于是，同一类软件的研发，在中外不同的需求之下，沿着不尽相同的方向展开。
另一种“内参”
谷尼国际软件公司作为“定向搜索和网络监测技术提供商”，是这一市场中目前几家主要的产品供应商之_。公司副总裁邹鸿强说，舆情监测服务最初的大量需求“来源于各级政府与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几乎每一个舆情软件公司的客户名单上都可以看到一些地市级的市委宣传部，甚至还会有一些区县的宣传部。
目前，在“政府采购”这一市场上，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客户已远不止于宣传部门，不仅有省、市、县、乡等各级政府，许多部委也在向舆情监测服务机构购买相关服务。
据悉，政府部门可以对系统进行不同的监测配置，将监测到的网络舆情进行勾选和摘编，加上软件提供的分析图表形成不同的报告，供不同领导查看，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网情内参”。
“从政府和国家舆情监管等业务部门的需求角度来看，他们高度关注的是那些最有可能给社会舆论和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舆情源头、因素和隐患等。”另一家提供舆情监测服务的厂商中科天玑如是说。
河北省衡水市撰写的互联网舆情监管的工作体会称：“我市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的应用达到了以下监管的需求：一是完成全网和指定网站互联网信息监测；二是对所监控内容进行敏感词过滤处理；三是发现最新、最热、最重要的网络信息；四是做到实时监控，日日简报，月月专报，要事决报。”
该市利用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实现了“对百度衡水吧及竹个县市区吧进行重点监控；对我市各类网站进行监控；对网上涉及衡水的论坛、博客进行监控；对互联网有关衡水及各县市区的新闻报道进行监控。”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衡水市通过监控发现，有网友在百度贴吧发了涉及中国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时海外不法分子阻挠扰乱圣火传递及等不良内容的帖子，“第一时间向市公安局网监支队通报情况，在10分钟内就对不良发帖进行了删除”。
何种网络舆情属“应被关注”之列？“负面新闻事件中，如果被抽样的关于此事件的主帖、博文80%以上的回复浏览比均在8%以上（即网民在论坛匕平均每浏览主贴、博文100次，回复均超过8条），则说明网民对事件关注程度高，相关方需密切关注防止舆情危机发生”，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李未柠表示。
替谁办事？
“你们这类公司不就是管控网络使用的吗？”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交流活动中，一个男生站起来质问邹鸿强。
邹鸿强认为，“监测不等于监控，舆情监测系统是了解网络民意民声的工具”，“我们并不受雇于政府，我们只是一个商业公司，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网民，只是从第三方的角度从技术上分析评价网络舆情，为客户决策提供分析依据”。
许多机构都在采访中反复向记者表明自己作为“第三方”的身份，艾利艾咨询机构（简称IRI）亦是如此。IRI身兼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是属于中国传媒大学校方的独立核算的“创新型科研机构”。为了增强自身作为“第三方”的公信力与权威性，许多公司都有学院背景，比如谷尼公司与南京大学联合成立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方正集团也和人民大学合作建立舆情监测研究基地。
与上述公司不同的是，尽管IRI提供舆情监测服务，而且拥有自主研发的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却并不直接出售该类软件。研究所副所长李未柠认为，网络舆情监测是一项高度人机合一的工作，计算机只帮你抓取很多信息，但更多的工作诸如网民的态度分析、倾向性分析全部都是人来完成的，单纯使用软件的效果并不理想。李未柠说IRI的工作不是简单的舆情监测，而是舆情分析――现在已经进入“舆情监测2.0时代”。
面对记者的采访，不管是谷尼国际软件等商业公司，还是IRI这样有高校背景的研究所，都对官方进行网络舆情监测给出相当正面、积极的解释，都表示应用此系统进行敏感词或负面信息搜索并非官方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了解网络民意。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所，IRI接受的各大部委的“订单”更多。李未柠说：“这些部委在推行一项新的政策时，愿意倾听民众的心声，我们则通过对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将网络民意进行量化。”在其网站介绍中记者看到，IRI称其“服务于14部委和若干地方政府部门”，“成为10余个重要决策部委的网络舆情信息来源的主渠道”。
在“裸官”（配偶子女均移居境外、独自―人留守境内的官员）问题比较受社会关注的那段时期，某部委曾委托IRI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经过网络舆情参与度、波及度、评价度的加权综合计算，IRI测定“裸官”问题在一段时期内的舆情指数―直在六七十分徘徊，“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因为像邓玉娇案等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舆情指数往往会达到90分”。
“某一个人骂某一个人，其实是希望对方听到的。如果没有这类软件，可能听不到，可能听得不及时，那么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们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突出贡献的组织。”邹鸿强笑称。
面对网民的质疑，李崇纲介绍说，方正集团正在开发一套留言督察系统，此系统可以为那些“投诉无门”的网友提供方便――如果你的留言希望被领导看到。留言督察系统可以迅速发现、分类、整理网友留言，并将其发给相应部门，对方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进行答复，督察部门还要进一步考察事件的解决效果以及网民的满意程度。“我想这套系统应该不会遭到网民的反对。”
公开的“情报”
除政府部门和行业主管单位，网络舆情监测服务在企业中同样获得广泛应用。
据业内人士透露，不少大型国企也在使用网络舆情监测软件。根据以往媒体的有关调查，“像石油、电信、电力等大型垄断企业对一般的负面信息容忍度相对较高，负面信息再多也无法撼动其垄断地位，就连网管部门也很少维护垄断企业利益的删新闻指令”。那么，这些企业的需求又从何而来呢？
当能源领域的某大型企业向谷尼国际软件咨询并准备购买舆情监测系统的时候，邹鸿强也曾经好奇：“一个能源领域的公司用这个软件做什么？”与对方沟通之后他们才明白，需求来自于企业内部员工：这类庞大的公司人员众多，上下沟通不畅，有时会有员工在网络上以匿名的身份发帖指责某个领导或者反映公司的某个问题。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往往对个人形象非常关注。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关注外界对公司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很在意内部人士对公司，特别是对管理层的批评。其内网系统本身就非常庞大，再加上无数的外网，就必须借助软件来完成这一工作。“当然，他们对于跟自己相关的社会热点、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信息也比较关注。”
另外，邹鸿强介绍，企业应用这套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并非如大家所想象的就是监控负面信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此系统获取竞争对手的“情报”。
公众与学界一般将“舆情”理解为“舆论情况”，邹鸿强认为解释为“舆论和情报”更确切。当然，此“情报”仅指在互联网上公开的各种信息。“同样的信息，在你看来可能没什么用，但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情报。”
邹鸿强说，他们能够通过对竞争对手的舆情监测，调整自己的部署：“比如，自己的竞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受公众关注度上升，而且形象非常正面，是因为他们搞了什么样的活动？如果本公司负面评价上升，又有什么原因？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本身就是商业情报。”
更有趣的是，不只是企业，甚至政府部门也在搜集这样的“情报”。邹鸿强说他们为几个省部级政府进行舆情监测服务，这类舆情报告只有省部级领导才能查看，报告的内容是其他兄弟省份最近的动态，“比如某省省长接见了美国通用的总裁，启动某个汽车项目，这就是情报。看到的领导会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事情？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要全面了解兄弟省份的动态，不做专门的舆情监测，很多事情你是发现不了的”。另一方面，省长也可以对自己省内各市、县级官员的行程、动向进行监测，毕竟不可能每个官员都随时向省长汇报自己的行踪和工作。
舆情监测产业链
尽管网络舆情监测服务在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其创造的利润却相当可观。李崇纲说，方正智思互联网舆情分析系统已经成为方正电子政务产品中的一个亮点，产值不断增加。随着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谷尼公司称其每年新增客户量也高达80%。
根据记者了解，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价格不等，针对一些财政有困难的区县或者欠发达地区，一些公司开展“租用”的方式，即无须购买，每年交纳一定使用费用即可。
除直接提供监测软件之外，很多公司还提供一些更为详细和专业的舆情监测服务，可针对特定问题、突发事件进行舆情专报分析，这类服务的费用一般以年费或项目形式计算，弹性较大，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
李崇纲介绍说，软件要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相当于构建一个单位内部的搜索引擎，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无限扩大配置。比如一些安全部门，要构建更为专业的系统，就需要更大投入，“但对于维稳、对于重大敏感事件的预警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不能用支出来衡量的”。
网络舆情监测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上游是政府部门及众多企业等客户，中游是众多的舆情监测服务机构与市场咨询公司，同时亦催生了下游产业――网络删帖公司以及危机公关公司。甚至有一些舆情监测公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明确写着可以替客户“删除负面信息”。据邹鸿强的估计，这种同时兼营网络删帖业务的舆情监测公司在行业内大概占到20%。“我们不建议客户这样做，但还是有些客户坚持要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会去找一些外面的公司。”
在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杜骏飞教授看来，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如果不重视从网络中收集民意，绝对是政府不明智、治理不清明的标志，但在收集民意之后政府部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那就千差万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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