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论文范例最新5篇

2024-04-12 15:25:35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里是敬业的小编给家人们整编的5篇农学论文范例，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业科学论文范文篇一

本文选择明清时期的农学家是因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达到其发展颠峰后处于停滞的时期，从清末起受到西方现代农学的冲击，开始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和向现代农业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从人才的角度看，是从历史上广博的通才式的农学人才朝着定向的专业化的农学人才转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其影响十分深远。

一、明清农学家的地理分布与成就

根据上述界定标准，本文共收录了明清农学家72人，内明代26人，清代16人，其中71人的籍贯可以查明，不明者仅1人，他们的分布如下：

江苏21人，浙江18人，福建6人，山东5人，江西4人，安徽3人，直隶3人，河南2人，陕西2人，四川2人，广东1人，湖北1人，贵州1人，山西1人。

可见明清时期的农学家绝大多数集中在江苏浙江两省，占总数的54.92%，按东南六省计，则占到总数的80.28%，农学人才的这种集中分布，和陈正祥[1]及缪进鸿[2]的东南人才研究的分布非常相似，只不过农学人才的数量很少而已。

这72名农学家的成就大小不一，各有特长，很难作概括的评述，但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他们都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实际，都有亲身实践的体会和经验，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很令后人敬仰，值得后人学习。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的知识结构都属广博的通才型人才，往往是擅长农业又兼及其他，或虽非专门研究农业却对农业也非常熟悉，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理解，例如李时珍、[3]徐光启、[4]宋应星等，不一一列举。这里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现代的农学家常常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但是专家的知识结构不能胜任对这些著作及其作者作全面的解剖和研究，以致每逢纪念某个科学家诞辰几百周年的讲座会上，常常聚集了数十上百来人，各自就其专业对前人成就的各个方面作出分析阐述，每个局部都放大了来看，整体却看不见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才和通才的矛盾，我们固然需要专才，但也要继承历史传统，有更多的时代需要的通才。

再从这72名农学家的农学成就和水平来看，可以认为，“学历”水平和成就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进士出身的如徐光启（万历进士）的《农政全书》，马一龙（嘉靖进士）的《农说》，王象晋（万历进士）的《群芳谱》，吴其浚（嘉庆进士）的《植物名实图考》，李彦章（嘉庆进士）的《江南催耕课稻编》以及举人如宋应星（万历举人）的《天工开物》，黄省曾（嘉庆举人）的《稻品》、《种鱼经》等，他们的特点是著作的内容广博，取材丰富或理论阐述深入，代表并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从理论到实践的精华，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等的影响已超出国界，世界知名。另一方面，“学历”较低的农学家，他们的特点往往是长期家居，亦耕亦读，是读书识字的农业经营者，他们熟悉农业生产，自己即有躬耕田亩的经验，他们所写的农书都是传统农业经验精华，富有科学内容，如《沈氏农书》的一整套稻麦两熟的经验，《知本提纲》提炼出来的施肥“三宜”（土宜、时宜、物宜）的理论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明清人才集中于东南的原因

明清时期人才集中于东南的现象从唐宋就形成起来的，历史上出现这种现象，通常解释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从而带来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等等。这种解释当然是对的，但笔者以为还应该深入分析，比如，大量人口的南移不能只看成简单的人力和智力加入到南方的人群中，还应该看到他们从此和南方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遗传种质组合。这才是人才辈出的优生学依据。现代优生学指出，人的体力强弱和脑力智愚都是多对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遗传结构虽然是“先天”决定的，但还要取决于后天，包括从怀孕至儿童教养的环境条件的优化。《左传》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记述，[5]因为近亲婚配会给隐性遗传病（痴，聋，哑等）以表现的机会。近亲结婚所生子女，其隐性病患者的百分比较非近亲婚生子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6]所以人口的流动和远距离的婚配非常有利于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组合而增加优良等位基因的组合。中华民族到秦汉时止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着频繁的各民族的交融，这成为汉族的基础。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继续融合的同时，又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移，最大的三次是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辽灭北宋。尽管历史上人口的融合和大迁移是以残酷的战争，强迫群众迁移和无数的伤亡为代价，但不容否认，他们无形中为汉族种质的优化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就有注意优生的事例，如汉武帝器重的冯勤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但他祖父是个矮子，他祖父有意为他父亲娶个长妻，因而生下高个子的冯勤。[7]从智力很低的愚人到智力超群的天才这样大幅度的变异，多半是多对基因和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的迁移和环境改善，确实在优生方面起了正面的作用，也减少了负面的影响。据统计，我国目前有智力不全的“傻子”约500万，患各种先天性智力缺陷的儿童逾千万，[8]联系到40年来我们把农村和城市的户口管理分开，导致城里人和农村人通婚的人为障碍，从长远看，是不利于种质优化的，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再从环境条件中最重要的营养条件来看，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是优秀人才成长的外部条件保证。北方以粟麦为主食，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二者的差异不显著，甚至单独的粟麦营养还较稻米好些，但从综合的营养结构来看，北方人的动物蛋白来源主要依靠牛羊和猪肉，人均消费水平很低，全靠大豆的植物蛋白质补充。东南人的动物的蛋白质来源则有丰富的海产和淡水鱼类，加上猪、家禽等，消费水平高于北方，特别是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又容易取得。中国历来有食鱼使人头脑聪明之说，英国自古亦有鱼是智慧的食物的谚语，可能是长期实践观察的印象体会。

稻米的蛋白质含量虽然低于粟麦，但稻米蛋白质的消化率高，而且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潜力远高于粟麦，习惯上所说的东南“鱼米”之乡很好地概括了东南膳食结构的较为优越，加上单产的优势，既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又保证了优质的膳食结构，这是东南人才特别集中的物质基础。

三、历史回顾看农业人才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较前期多得多的农学家和农书，农业生产技术也达到其发展的高峰，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农业的加重盘剥，人口在清中后期又迅猛增长（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达4亿），耕地开辟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下1.65亩/人，[9]农业生产虽然一再努力增加复种指数，围垦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仍有大量无地农民涌向边远山区，焚林开荒，造成“只为人多觉地偏，一人一亩尚难全”和“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的境地，[10]农业生产又没有外源能量的投入，最后只能走向滑坡。而从农业本身来看，由于清朝的严格闭关自守，断绝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暴露出传统的农学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阶段。如以阴阳、五行、气的消长解释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对于西方18世纪以来兴起的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等与农学密切相关的实验农学进展毫无所知，就是同明治维新以前同样和于封建社会的日本江户时代相比，也显现出在传统农业方面有被日本赶上之势。[11]日本则到19世纪中后期（1868）开始了明治维新，从此更拉开了两国农业方面的差距。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为什么在重农政策的号召下，农学家如此稀少。明清进士共51090人，[12]而进士出身的农学家仅14人。本文收录的农学家标准很宽，500多年中一共也只得72人。这许多进士都干什么去了，统治阶级选是政治性的，让他们担任各级地方官吏，作为统治的骨干力量。在重文轻理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已经很少，其中从事农学的自然少之又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各级地方官吏的职责是劝农督农，即使是劝农负责的官吏，无非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做到注意兴修水利，劝农有方，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研究，像北魏贾思勰，元王桢等人，可说是凤毛麟角。《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汉代劝农有方的官吏，一一点名，也不过11位。[13]还有不少的官吏恰如王桢所说的“今之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知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剥削脂膏以肥己，宁肯勉力以劝之哉？”[14]农业和农民的地位如此低下，农民若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唯有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封建社会这种“重农”实“轻农”的政策，不仅影响农业社会农学人才的成长，而且它的残余影响异常深远。清末海禁被西洋的船舰大炮轰开，农村破落，农业衰败大暴露，维新派人物在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时，终于从中外对比中认识到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呼吁重农，如梁启超即指出：“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15]张謇也有类似说法，[16]不俱引。梁启超还指出，秦汉以后，农工商与士走上两条不同道路，士变成不辨菽麦，农民则不识一字，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17]的局面，这是封建社会重文轻理的必然结果。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简单的说，首先是依靠机械化，以取代畜力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入工业生产，其次是依靠工业生产，提供化肥、农药、杀虫剂、塑料薄膜等，增加外源能量（石油）投入，以取得更多的产出，三是通过遗传育种，不断培育出新的品种，以适应机械化、化学化的要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提是发展教育，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知识型的农民才能接受科学知识，经营现代农业，知识型的农民转为工人，便是知识型的工人，所以普及教育是资本主义（及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已120余年，中国从1893年至今也近100年，在此期间，中日各自都经历了很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始终重视教育不变，中国则始终没有把教育放在首位，明治初年（1873）日本男女受过义务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2%；而中国的辛亥革命时（1911）的国民识字率只有15%，甲午战败后中国赔款白银2亿两，明治天皇说，这笔钱一点也不许瞎花，全部用来办教育，办小学，就是在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就这样，日本靠这笔钱奠定了教育的基础。[18]到1950年时，日本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为5000日元（约人民币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800元），增加了80倍，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在1950年时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7%[19]。目前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是：大学占5.3%，高中占74.8%，初中占19.4%。我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9年分别下降为3.56%和0.024%（由于流失率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20]尽管我国农村高等院校现已有52所、农科在校大学生高达9万多人，但按每万人口的农科大学生计算，只得1.2人（大学生为18.8人），而日本每万人口的农科大学生为53人（大学生为205人）。[21]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不相应普及农民的教育，正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瓶颈。我们要清醒的看到，历史上东南人才辈出这一现象，果然有贡献巨大的一面，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决不可自我满足，要知道这些人才的产生是建立在80%以上是文盲农民的基础上取得的，它适合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而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信息社会，工农业生产和任何商品经济竞争，说到底是全民智力水平的竞争，如果我们今天已消灭文盲，我们的人才无论是数量或质量和我们的精神文明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满足于低层次的劳务输出，漂亮的时装进口等等是不能进入信息社会的。通过日本120余年来一贯重视教育而有今天的对照，在讨论人才问题时如果不放在教育普及的天平上衡量，是容易迷失方向的。

注释

[1]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1983，东京大学出版。

[2]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NO1。

[3]游修龄：《〈本草纲目〉谷部的生物学和农学特色》，纪念李时珍诞辰478周年纪念论文集，1988年。

[4]游修龄：《从大型农书体系比较试论〈农政全书〉的特色与成就》，《中国农史》1983年3期。

[5]《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5年）。

[6]吴旻：《优生学》，《生物学通报》，1983年4期。

[7]《后汉书·冯勤传》。

[8]余绍华：《优生学与提高人口质量》，《生物学通报》1989年2期。

[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八章，农业出版社。

[10]清·赵翼（1727~1814）：《瓯北诗抄》米荒诗之一。

[11]曹幸穗：《日本〈会津农书〉中的稻作技术》，《中国农史》，1986年1期。

[12]据缪进鸿统计，见《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NO1。

[13]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14]元·王桢：《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15]梁启超：《西书提要的农学总序》，《饮水室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

[16]张謇：《请兴师动众农会奏》，《》二，307页。

[17]梁启超：《农学报》序。

[18]《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10日。

[19]FAO，《1989年生产年鉴》（中文版），1990年。

农学论文篇二

课堂教学是加强学生环保意识的主要途径。要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主要还是要紧密的联系教材，从教材中挖掘各种各样的素材。教材使我们进行环保意识教育的有效工具。在教育的过程中要不失时机的通过教材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对于农村中学的学生来说，更容易通过现实与教材进行结合，让他们体会到环保的重要性。例如在现行的人教版生物教材中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环保教育的素材，特别是农村中学所处的特殊环境，可以使的通过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优势对学生展开教育。例如人教版生物教材的七年级上册中的第一单元《生物和生物圈》就是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的良好素材。让学生对《生物圈Ⅱ号》失败的原因进行讨论，让学生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上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将让我们无处可去。向同学们讲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一种DDT的化学药剂进行杀虫时，对于农村中学来说将有着十分有利的环境，让同学们根据自己家中的情况讨论在他们的家中是否也曾经使用过DDT，现在又使用的何种杀虫剂？通过讨论让同学们认识到化学药剂在使用时有可能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在如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7章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在这一章的教学中让同学们联想家中平时所做的事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各地边和田边是否会在暴雨后出现垮塌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垮塌？现在与过去相比家乡中能够看到的动物种类是否有所减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平时家中种地时又用了多少的农药？从这些点滴出引发学生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又如在八年级下册中第七单元《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中讲到遗传变异时，让学生知道环境也是引起变异的因素。1984年9月，前苏联一核电站反应堆爆炸，30人丧命，核辐射造成大部分居民逃亡他乡，老鼠巨大如猪，污染至今尚未彻底消除。为何会出现这样巨大如猪的老鼠，这些都是核辐射引起的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在看看日本20世纪50年代震惊世界的公害病——水俣病，就是由于汞污染造成的。环境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引发十分可怕的变异。

二、开辟第二课堂，加强学生对环境现状的认识

现代社会发展迅速，农村中学学生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与城镇中学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可以在平时让学生多注意收集与环保相关的实时信息，例如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如果学生没有条件接触到报纸、杂志和网络这些东西的时候，老师应该积极的去进行收集整理并及时的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对当前的各种环保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利用各种节假日的时间组织各种调查活动。组织学生对学校周围的河流进行实地考察，认真查看水质情况。组织学生对周边的居民的生活牢记的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对农村中农药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对周围的树木砍伐情况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个别的居民不注意河水污染，随意将各种生活垃圾和生活用水倾倒入河流中，各种有害物质随地丢弃，例如各种废弃的电池、塑料袋等。现在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化肥、农药农田薄膜等，所以农村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情况等。农药与化肥虽然能保证收入，但也确确实实的污染着我们的土地和河流。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科技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中很多家庭中都拥有着多种多样的电子设备，例如彩电、电冰箱、电脑、手机、影碟机等。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十分迅速，而且在农村中的居民也缺乏相应的环保知识，城市也没有在农村设立相应的垃圾处理站点，最后导致了在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电子垃圾。电子垃圾的出现会严重的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电子产品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以电脑为例，制造一台电脑需要700多种化学原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有害。一只阴极射线管通常含有58磅铅，铅一旦进入土壤会严重污染水源，最终将危害人类、植物和微生物，还会对儿童的脑发育造成极大的影响。另外，电脑中还含有银、镉、汞、硒、铬等有毒金属，铬化物可引致哮喘、破坏人体DNA。汞具有明显的神经毒性，还对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有不良影响，20世纪50年生在日本的震惊世界的公害病——水俣病，就是由于汞污染造成的。有的物质则由于生物降解很慢，或沉积在土壤中影响植物生长，或经过土壤长期的过滤作用，通过水体或生物链进人人类的生存环境。由此看来，如果对这些电子废物处理不当，将对大气、水源、土壤造成严重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其后果不堪设想。

农学论文篇三

一、相关研究著作中记述的刊物情况

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的期刊，已有许多论著进行研究，其中关于中山大学粤北时期办刊情况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几部有关中山大学校史的著作中。梁山、李坚和张克谟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将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的刊物集中进行列举：“这个时期学校出版的刊物……有：《中山学报》《大同》《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自然科学》《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质集刊》《农声》《病理学》《中等教育》《中师季刊》《教育研究》《文科研究所集刊》《民俗》《Sunyatsenia》《中山学报》专刊等十余种。”［1］黄义祥编著的《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也有类似的记述：“这时期学校复办和创办的刊物计有：《中山学报》《大同》《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民俗》《文科研究所集刊》《教育研究》《中师季刊》《中等教育》《自然科学》《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质集刊》《农声》《病理学》《Sunyatsenia》等。”［2］394吴定宇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则按院系梳理了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主办的刊物，主要有《民俗》《教育研究》《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地质集刊》《特刊》《临时报告》《古生物志》《地质专刊》《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农艺通讯》《Sunyatsenia》《中等教育》《中师》《中山学报》等［3］。吕雅璐主编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记载，这一时期“在办学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大仍办了十余种学术刊物”，主要有《中山学报》《民俗》《农声》《Sunyatsenia》《湘蚕》《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中等教育》《中师季刊》《地质集刊》《特刊》《临时报告》《古生物志》《地质专刊》《现代史学》《文学院专刊》等［4］。其他论著亦有回忆、探讨某一种或几种刊物的出版情况的，亦有在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提及其曾办过何种刊物的，但大都不出这四部著作列举的范围。为方便直观地表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所述科技期刊的异同，特制作表1如下。从表1可以看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提到的科技期刊共计14种，其中仅有3种是完全重合的。通过比较，梁著和黄著中提到的刊物完全一致，吴著和吕著中提到的刊物则大致相同（只是吴著多了《农艺通讯》，吕著多了《农声》《湘蚕》），但前两者与后两者的不同之处却较多，这就需要我们来进行考证、辨析。

二、相关科技期刊出版情况的考证

通过搜集相关科技期刊的实物、查阅相关人物著述、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上述14种刊物的出版情况分为以下三类。

（一）粤北时期创办或复办的期刊

1.《中山学报》，1941年11月在坪石创刊，由中山大学各学院暨研究院轮流主编，见图1。该刊是中山大学全校性的学术刊物，“主旨在传播专门知识，阐扬高深理论，便利员生发表，发挥本校精神。”［5］原本计划一年出版8期，实际上不定期出版。目前所见共两卷：第一卷8期，其中第二期由农学院编辑，第五期由医学院编辑，第六期由理学院编辑，第七期由工学院编辑，第八期由研究院编辑（从本期始实行文理科论文混编）；第二卷4期（缺第四期），编辑者统一改署为国立中山大学。1944年6月第二卷第五期后未见再有出版。2.《地质集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地质集刊》，1943年7月1日在坪石创刊，由陈国达主持编辑，两广地质调查所印行，见图2。自1942年8月起，两广地质调查所派出五组人员分赴粤北各地进行地质调查，陈国达在《地质集刊》创刊号的序言中说：“本期集刊所收入报告，仅为曲江及连县两组之工作结果。”［6］创刊号的主要内容为粤北连县、曲江、乳源及乐昌等地的地质、矿产调查报告。该刊在抗战时期仅出版一期，第二号则于1949年10月在广州编辑出版。3.《Sunyatsenia》，中文刊名《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专刊》，1930年6月于广州创刊，由陈焕镛主编。该刊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因此又简称“中山专刊”。“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刊载国内外各种农林植物学实验研究之报告”［7］49，“是中国国内第一份出版纯植物学的英文版学报”［8］，且“该项专刊对于学术上之价值堪与国际权威植物学杂志比美”［7］108。1941年9月第六卷第二号出版后停刊，直到1946年才复刊。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失陷后陈焕镛避难逃至香港，这一时期《Sunyatsenia》的出版地在香港九龙而不在粤北地区。4.《农声》，1923年由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学生会总干事张农创办，后成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刊，出版至第二二〇期（1938年9月）后停刊。1940年1月在云南澄江复刊，1940年10月第二二二期迁至韶关坪石出版，见图3。该刊“以灌输农林业知识、发展农林业为宗旨”［9］。第二三一期（1944年2月）出版后再次停刊。1949年1月在广州石牌复刊，出版一期后终刊。图3　《农声》第二二二期5.《地理集刊》，1937年6月创刊，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学系编辑，见图4。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孙宕越在《发刊词》中称：“本校地理系，既为华南研究地理之唯一机关，将来华南各省新地志之完成，当然属于份内事。最近如甘竹炸滩，黄埔辟埠，海南开发诸设施，同人等应以所知尽量贡献，俾当局有所资采。此本刊之主旨也。”［10］中山大学迁粤北后，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吴尚时多次率领学生对乐昌附近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写成《乐昌盆地地理纲要》一文，发表在《地理集刊》第七期上。目前笔者所见的最晚一期为第十二期，残本虽未标明出版时间，但根据其刊载文章内容及“本系（地理学系）主任吴尚时率领三四年级学生，于六月十八日步行至连县考察，历时旬许始返校”［11］的消息报道来看，该期的出版时间当在1943年下半年。6.《特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特刊》。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记载，抗战以来，两广地质调查所已出版的刊物有《特刊》第十六号、第十七号、第十九号，当时在印刷中的有《特刊》第十八号［7］75。其中《特刊》第十六号、第十七号在云南澄江出版，第十八号最终没能面世，所以粤北时期出版的仅有《特刊》第十九号。7.《临时报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粤北时期共出版4期：第三十号《乐昌西瓜地铁矿》、第三十一号《南雄之氟石矿》、第三十二号《乳源梅花街锑矿》和第三十三号《乐昌九峰地质矿产》［7］75。

（二）粤北时期未办、停办或存疑的期刊

1.《天文台》，全称《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1930年2月于广州创刊。该刊主要内容为广州地区天气状况的观测记录与天文界的消息，“自第一卷至第七卷，每两月一次，七年无间。”［7］741937年2月第七卷第六期出版后停刊，共出版42期。2.《自然科学》，1928年3月于广州创刊，1937年6月出版到第七卷第四期后停刊。在粤北曾计划复刊，并在《中山学报》第一卷第四期、第五期刊登广告，但未见出版，直至1948年3月才于广州复刊第一卷第一期［12］。3.《病理学》，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所载：“（医科研究所）现正编辑一不定期之《病理学专刊》，登载本所员生各种研究结果，不日付梓。”［7］49至于其是否如期出版，笔者手眼所限，目前尚未查阅到该刊任一期次；中山大学当时的各种刊物素有互相登载广告的传统，也尚未发现其踪影；相关领域的研究论著中也未找到任何能佐证其已经出版的材料。4.《古生物志》与《地质专刊》，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所载，两广地质调查所曾计划“恢复《古生物志》及增创《地质专刊》等项”［7］75。然在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地质集刊》第二号的封底刊有《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刊物》，其中对《古生物志》的介绍仍为“已出第一卷第一二两册”［13］。另据杨超群的《两广地质调查所简史》统计：“从1927年两广所成立到1952年广州分所撤消，该所取得了大量成果：出版的刊物有年报5卷共8册，古生物志1卷，特刊18种，集刊2期，汇刊1期和临时报告4种等6大类。”［14］根据这个统计来看，计划中的《古生物志》应是没有恢复。而计划“增创”的《地质专刊》则到1949年才进行编辑，《地质集刊》第二号封底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刊物》可为证明：“地质专刊……分甲乙丙三种，分别专载地质矿产及矿业专题研究报告，每一种第一号在编辑中。”［13］

（三）其他刊物

1.《农艺通讯》，应为《农艺研究会通讯》。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研究会出版［2］374，具体出版了多少期不详。据《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记载，其“曾刊载丁颖教授的《纯粹科学的农学观》和《广东稻之种性问题》”［15］47。虽然它也会刊载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但根据其本为交通信息的办刊目的来看，并不能算是纯粹的科技期刊。2.《湘蚕》，具体出版了多少期不详。《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记载：“农学院与湖南省建设厅合办的湖南蚕丝改良场还主编刊行了《湘蚕》杂志。”［15］47据此，该刊应是农学院与湖南蚕丝改良场合办的。

农学论文篇四

一年来，县科协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重视支持下，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为推进我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成绩。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切实加强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夯实科普工作的基础。为配合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我们加强了乡镇科普活动中心和村（社区）科普活动室的建设。这项工作我们在年年底就进行了安排布置，今年3月6日-10日，县科协和县文明办联合就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从督查的情况来看，各乡镇把这项工作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做到了“四有”：一是各乡镇都有一个50平方米以上，具有图书阅览、科普声像、科普教育培训等三项功能的科普活动中心，悬挂市科协和市文明办统一制作的“科普活动中心”和“科普活动中心管理制度”钛金牌匾。二是有科普电教设备。各乡镇充分整合资源，利用远教站点或多功能会议室的影像设备，积极开展科普活动。三是有一定数量的科普图书。有的乡镇结合文化部门开展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争取市、县新华书店的支持，筹集科普图书。有的乡镇发动干部职工捐献书籍。目前，全县80%的乡镇科普活动中心都有500册以上的科普图书。四是各乡镇都有一定数量的科普活动经费，确保科普活动中心的日常运转和科普活动的开展。

2、开展了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活动。今年五月的“科技活动周”活动期间，我们与县科技局等单位密切配合，开展了两次大型的科普活动。一是在路口镇举办大型送科技下乡活动。活动吸引了来自全镇的1200余名农民朋友前来咨询。活动中，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农民群众宣讲科技政策，现场解答技术咨询，赠送了《水果、蔬菜简易贮藏手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花卉栽培技术》、《池塘养鱼技术》、《防震减灾法律法规汇编》等科技资料8000余册。二是举办了“科普之夜”广场文艺晚会。

3、大力开展了科普进社区活动。5月22-23日，县科协在镇、镇等地开展了两次科普进社区活动。这两次活动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为主题，开展了疾病预防、老年保健和包括地震知识在内的灾害防范常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咨询。设置了咨询台，悬挂了科普系列挂图、发放了宣传资料，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展出科普展板20块，接待群众义诊126人次，向社区赠送了价值3000多元的科普书籍。今年下半年，我们配合创建全国文明县城的活动，我们对县城金茂路社区和凉塘路社区的科普设施和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对科普活动档案进行了完善和规范，对县城城区范围内的17块“科普惠民”宣传栏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向社区赠送了科普书籍1000多册。10月9日、11月19日，我们还在金茂路社区分别举办了以环境卫生与健康、社区环保为主要内容的2场科普知识讲座，听众达200多人，反响很好。

4、继续举办科普电视专栏节目。科普电视专栏节目是我县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栏目的开辟，对于促进了全县“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氛围的形成，促进“科教兴县”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县的科技进步和全县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今年，我们与中国科协声像中心、县电视台续签了开设“科普大蓬车”电视专栏节目的协议，进一步优化节目的内容，力求播出的内容更加贴近实际。

5、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规范了学会管理。年初，我们对所属学会（协会）进行了走访和调研，加强了联系，了解了情况，增进了感情。5月至6月，我们配合县民政局对全县自然科学类的学会（协会）进行了年审，进一步规范了学会管理。我们还组织召开了四次“县自然科学学会研究会”的理事会议，及时了解各学会、协会的工作情况，加强了学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6、召开了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县科协换届。9月11日上午，县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开元大酒店多功能厅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科协领导机构，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科协工作的意见》，表彰了部分科技示范户和科普示范基地。

农学论文篇五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

二、清代农学的问题

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

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

2、重文轻理的加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述28发鸟铳一百多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民间有什么创造发明，其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

另一方面，在封建农业的结构中，一家一户的小农以及大量的雇佣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靠祖祖辈辈的传统经验和自身种田的体会，可以应付正常年份的生产，思想上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生产上对科学技术缺乏要求，使得农学的发展缺乏动力。

现代的实验农学植根于科学技术，清代的科学技术既然遭到压抑轻视，又缺乏推动力，就不可能从经验农学摆脱出来向实验农学发展。

3、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只有显微镜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观视野，看到肉眼见不到的细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式显微镜的是德国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祯元年)，接着英国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10]，从此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这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明末清初时已传入西洋光学仪器，主要是望远镜，苏州的人工磨制眼镜，工艺水平甚高，是否曾试制过显微镜，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来，其命运也必同上述连发鸟铳一样，否则，总会见诸应用推广。

有了显微镜，引起生物学及农学飞跃进展的是对动植物两性受精作用的认识。清代的农学恰恰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国古代对两性植物早有认识，如称雄大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认识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见记述。明代传入玉米，对于玉米的雌雄异花也只观察到“花开于顶，实结于节”[12]而止。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只有“稃”、“房”、“荚”等名称，而不见雄蕊的花药、花丝及雌蕊的柱头、花柱等区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谈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认识。这当然妨碍了对植物授精作用的认识，更不可能有杂交试验的尝试。而欧洲有了显微镜，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动物的精子，认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犹如动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先驱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非常可靠的系统分类，并称这种植物分类系统为“性系统”（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182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从事遗传研究的可能。而我们从马一龙《农说》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等非常表象的记述，而像这样简单的记述在其他农书或文献中还没有提及。从马一龙到杨屾（16世纪至18世纪中）始终也阴阳变化阐释栽培技术和植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至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倪倬（1813）所著《农雅》仿《尔雅》作释天、释地、释世界形势等，仍旧在文字训诂上打圈子而没有新的发展，这都是与重文轻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显微镜分不开的。

动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动物卵巢中的像细胞的突起，相当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动物的受精过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输卵管中获得蛋白和蛋壳，哺乳动物的受精卵经过喇叭管（输卵管）进入子宫，并在子宫中发育，二者是一样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这两个名词即他首创[14]。O.H.Hertivig（1835）进一步指出受精卵的两个核，一个来自雄性，一个来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观察到精子钻进了卵子，从而证实了Hertivig所认为的只有一个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观点[15]。但是，我们试看清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纪昀（1724–1805）转引他友人程鱼门的见解说：“夫胎者，两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16]。纪昀是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受精现象，同意了程鱼门的见解，用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没有任何实验观察。这种现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轻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植物营养概念清代突出的农学理论家杨屾，对于植物的营养总是先提出实际操作要求，比如怎样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说中耕的作用是“锄频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浮根不去，则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阴，上济天阳，则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穑得其时，则气充而多脂；穑失其时，必气浅而多滓”。我们可以将“天阳”理解为太阳的光合作用，“地阴”则是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会，因为他到底还没有光合作用和营养元素的具体内容。可是明末清初时的欧洲，M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

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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