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阎锡山日记》【最新2篇】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下面是爱岗敬业的小编为大伙儿整编的简说《阎锡山日记》【最新2篇】，欢迎参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阎锡山日记(1931-1950)》 篇一

三月十日　国大代表全国联谊会郭鸿群、刘宜廷等四人来，以全联会拟为院长举行茶话，表示敬佩及阶别。答：交卸行政院长之后，应于静中闭门思过，对贵会茶话之盛意，敬表辞谢。

三月十二日　客来云：有谓知其可为而为之是智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仁者，院长担任阁揆，既是智者，原不应担任，若是仁者，今不该辞职，既任于前，又辞于后，岂非陷于不仁不智之境地。答：我不敢说我够智与仁，但我情愿不智，不愿不仁。因我担任阁揆，也不是认成可为而为的，是作一度缓冲，免在大陆上破裂。我今日的不为，我知民众路线走不成，军政路线须上下贯彻，我今日辞，亦是为国谋，而不是为己谋。需要任而任，不需要任而不任，皆以国为前提，我若以己为前提，你可说我是不仁不智。

三月十四日　与行政院全体职员举行茶话会，请指出九个月中之错误及不当，作自己闭门思过之数据。并对同仁在艰危困难中之协助辛劳表示感谢。

三月十五日　交卸行政院，于介寿馆举行交接典礼。

三月十六日　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梦见国父孙中山先生，并呼“三民主义必实现，世界大同必成功”。

三月二十三日　禹堂来谈，答：处事以使“好人感、坏人愧”为原则。

四月九日　与贾资政煜如、徐资政次宸座谈，论及亡国史，说到明朝，贾云：李自成讨伐庄烈帝的檄文有两句名言日：“君非甚，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答：容臣私就是君的，容臣尽私就是君的甚蹦，且君到了孤立的地步。其原因，不是君不明，就是君内多欲。不明是不认识贤不肖，多欲是不敢辨别贤不肖。无论不认识贤不肖，或不敢辨别贤不肖，就不能知人善任，失了作君的唯一道理，焉能不为群臣所炀蔽。世人多说明朝的亡国，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不能为庄烈帝宽恕。臣由君用，亡国之臣从谁来的。自来历史上亡国之君，有是无能而亡的，有是有能而有私欲，被小人奉迎、私欲掩蔽了君的能而亡的，在君则有别，在亡国则一也。

四月十日　与念文(王怀明、山西省议会议长)、均一同车，念文云：中国人很聪明，然何事也办不好，其病何在？答：“高谈阔论，争权夺利”――八个字可概括之。

四月二十七日　台湾省府委员颜钦贤与台湾工旷公司七星煤旷矿长杨金章来谈台湾经济改善问题。答：经济的本身是个揣不上底子，摸下上边子的事，经济的目标，是要人尽其力，地尽其利，今整理台湾经济，有两个途径：一是一件归纳法，就是农如何，工如何，商如何，生产销售物资供应如何配合，如何调剂，何者须提倡，何者须限制，但恐各走了各的目标，不易收效。再一个途径是演绎法，以期作到减低物价，提高民生。其难关，第一是清经济的底，就要涉及制度问题，不然经济的基础等于是海市蜃楼。第二是交易问题，工厂的工与职，工厂与工厂，工厂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所以真正的经济问题很难，归纳法是走不适，演绎法是牵涉太大。所以总裁和我说要我整理此事，我未接受。我曾建议陈院长在行政院设一经济研究会，研究整理台湾经济。

颜委员之父国年先生于日据时代到山西考察矿业，曾云：台湾人民负担较山西重，但受教育则有限制，亡国之后，负担多少也与人民幸福无关，任人压制矣。

四月二十九日　晋籍学生范济生来见，嘱“身体上不得病，精神上不丢人”。

五月八日　我处世只责备一个人，我读书只羡慕一个人。

五月二十八日　完成“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一书，希望实现消除矛盾根本和平的世界大同。

六月二十三日　身欲要去，心欲要用。

七月十日　水池泄而不溢易，塞而不溢难。民情疏而不溃易，堵而不溃难。

七月二十八日　自满的人难与谈真理。自毁的人难以听良言。

八月十二日　由台北市丽水尚八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后改为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山草庐”名之。台风一年数至，草庐时受损坏，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数间，命名为种能洞。并有种能洞命名记曰：“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兴与暴风雨侵袭，建茅屋于金山(又名菁山)山麓，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个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可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施如何，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

简说《阎锡山日记》 篇二

在民国的军阀中，阎锡山总是很另类。即便是记日记这样的小事，都很特别。

阎的日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记事，只记理。”大多是随想，有的更像格言。别人的日记论“篇”，他的论“段”，每日可记数段，也可只记一段，甚至数月只记一段。每段前均有大流水号标识，当然也有日期。

阎记日记，形式也很特别。据阎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太原绥靖公署机要科有一科员叫刘石生，精书善画，是五台县河边村人，跟阎同乡，深得阎的信任。每晚阎在接受医生按摩时，就会把刘石生叫进去，阎说一句，刘就记一句，然后回去再把记下的“理”工工整整誊抄在固定的日记本上。同时在另一个日记本上还要将重要的来往电报录下，一同作日记保存。电报是保密的，但阎所说的“理”并不保密，于是不几日就会有阎的格言传出，如“站在对的前面领导大家，站在错的后面指导大家。”“世上的两种人最厉害，一是不要命的人，二是不要脸的人”等等。

《阎锡山日记》原件现存山西省档案馆，共16本。精制宣纸，16开，每页十行，毛笔竖写。日记起自1931年元旦，当时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阎失败后蛰居大连不到一个月，正在闭门“做学问”，反思自己从政的经验得失。“只记理”的日记由此产生，可看作是他反思的“理论成果”。此后“记理”，便成了他的习惯。

阎一生非常看重自己的日记。离五台山不远的河边村阎氏老宅的砖墙上，至今仍留存着几十段日记格言。如“原谅人高人一等，被人原谅低人一等。”是他当年训诫家人及随从的一种办法。另外，1960年5月23日阎病逝台北，遗嘱第六条就是“墓碑刻日记第100段和128段”。笔者查了一下山西省档案馆的馆藏原件。第100段和128段分别是“五千年来，没有自己退，可带上他人的。一场大战，走了的机会，失了真可惜。此理见的很到，拿心很坚。被移的原因，动机是仁，结果是欲。的确，是学问不够的过。”“不为威迫易，不为情迫难。不为利诱易，不为善诱难。错成德之良机，失做事之势利，非迫于威利，乃动于情善。不错良机可以为君子，不失势利可以做豪杰。”

可是，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阎的墓碑刻的两段日记分别是：“义好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还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从内容推测，似乎后一种说法更可信。毕竟前面的两段明显是对“中原大战”失败的感慨，后两段更符合他一生的心得。

难道，退居台湾的阎锡山，又另起炉灶开始了新版本的日记？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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