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通用5篇】

2023-12-04 15:02:02

下面是壶知道的小编为您带来的5篇《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妇女节手抄报篇一

关键词：社邑；写经；敦煌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87-07

社邑本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1]，秦汉之际，民众出于经济互助、共同兴趣、等目的，自发结成社团，这便是在官方体系滋生出的社邑的新形式：民间私社。佛教东传后，借用中土民间私社组织形式，实践诸如造像、开窟、诵经、行斋等种种活动。至于佛教社邑内部组织情况、规模等问题，魏晋南北朝石刻造像题记有一定反映，但相对于历史久远、活动频繁的佛教社邑而言，造像题记还不足以体现其全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全面、深入了解佛教社邑提供了宝贵材料，中外学者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敦煌地区的佛教社邑种类非常多，可见者有行像社（P.2049V、P.3234V）、修佛堂社（P.496）、燃灯社（S.5828）、造窟社（S.3540）、写经社等。

其中，写经社邑是由一群为积累功德、获取福报的信徒组成的抄写佛经的团体。笔者共搜集到有关11个社邑的16条资料（见表1），本文拟围绕这几件材料，就写经社邑的规模、邑子成分、内部组成、运行情况等问题试做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如表1所示，有关写经社邑的材料年代最早者为5—6世纪，最晚者为太平兴国三年，时间跨度近4个世纪。相对历史长河而言，相关材料较为稀少。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写经社邑若隐若现不绝于史，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就材料反映的地域而言，涉及敦煌、吐鲁番及中原地区，具有广泛性。可以想象得到，隋唐宋初，写经社邑比我们搜集到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更为普遍。

一写经社邑的规模及其类型

现有材料表明，写经社邑规模大小不一，多者三十几人，小者四五人。写经社邑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新疆吐峪沟出土的Ch.5509，该写卷残缺不全，高22.9cm，长89.2cm[4]。兹录文如下：

1.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2. 盖闻一乘妙理，法界传通，十二部经，金口所演。况复■

3. 岭真空之教，王灭罪之文，火宅方便之言，险■

4. 善权之说，莫不受持顶戴，即福利无边，书■

5. 弘宣，还生万善。今有佛弟子比丘惠德、齐■

6. 欢德、赵永伯、范守、赵众洛、范阿隆、赵愿洛、宋客■ ■

7. 洛、赵延洛、张君信、索绪子、张憧信、范历德、赵隆轨、王儁■

8. 刘常洛、范慈隆、赵武隆、张丰洛、张定绪、张君德、范■

9. 范进住、赵隆子、竹根至、刘明伯、赵恶仁、范黑眼等，敬人■

10. 往劫，重正法于此生，弃形命而不难，舍珍财而转■

11. 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其经■

12. 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用斯■

13. 愿合舍七祖魂灵，觐奉世雄，见在尊长■

14. 灭（？）儿，自身福备，家口善兹，小果悟大，真常■

15. 倍加福佑。外道归正，龙鬼兴慈，有识

16. 含灵，俱沾圣道。

本件文书，池田温先生推测约为7世纪前半期[5]。陈国灿先生通过对比记录有赵延洛（第7行）、张定绪（第8行）、赵恶仁（第9行）等人信息的其他吐鲁番文献年代，认为Ch.5509《妙法莲华经》完成于“咸亨三年（672）前不久”[6]。文欣先生在探讨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95号墓出土的一组文书时，也曾利用Ch.5509做过比对研究，指出Ch.5509中的范历德（第7行）、范慈隆（第8行）、张定绪（第8行）、赵隆子（第9行）四人又出现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2004TAM395《名籍》及61号墓十二件差科簿底稿中，得出与陈国灿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Ch.5509年代大致在670年前后{1}。

此件文书，可识别的邑子共30人，从文书残损情况看，该社成员应在35人左右。与此规模相当的是P.2086，共有邑人32人，S.1415和BD145兴善寺写经邑的规模紧接其后，共31人，这三个写经社邑是规模最大者。中型规模的写经邑则在十几人左右，如Дх.1362志忍写经社邑共12人。最小者为P.3315开宝十一年王会长等四人组成的写经社邑。

至于写经邑人的成分，就所见材料看，一类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优婆夷社邑。BD00985《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优婆夷邑敬造”。此件写本没有明确纪年，池田温先生定为6世纪后期[5]157，《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认为属5—6世纪南北朝时期，笔者查阅该件文书图片，此卷隶书书写，南北朝书风浓厚[7]，故笔者以为年代定为5—6世纪较为合适。此外，藤井有邻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7，是“开皇三年十月八日，优婆夷邑敬造”，此件文书是有确切纪年最早的优婆夷邑写经，也是“敦煌地区最早出现的由女性组成的佛教团体的记载”[8]。又津艺262《金刚般若经》是“天宝十二载五月廿三日优婆夷社写”[9]。这三条题记仅寥寥数语，我们无从考察优婆夷写经邑的规模、写经具体缘由、内部运作情况以及成员的社会背景等问题。

孟宪实先生曾指出，女人社中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地位[10]。郝春文先生也认为女人社成员是由寡妇或单身女这几类在家中地位较高的女性组成[11]。如果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话，优婆夷写经邑的成员在家中也拥有较高的地位，并且有一定的经济支配能力。那么，由优婆夷组成的写经社邑与其他类写经社邑在社约、内部组织、选写的佛经等方面是否有不同之处，因材料有限，还不能做出具体回答。

第二类全部由男性组成，如Ch.5509，但无法确认该社邑子是否受过三皈五戒。第三类则邑子性别及身份不限，僧俗男女均可加入，如Дх.1362和上图088V。

社邑中一般有僧人参加，Ch.5509写经社邑中有比丘惠德，P.2086写经社邑中俗人有31人，僧人1人。如宁可先生所言：“（佛教社邑）与寺院和僧人有密切关系，多数是寺院和僧团的组织，僧人参加或领导的也不在少数。”[1]僧人在写经社邑中很有可能扮演指导和教化邑子的角色。

二写经社邑内部组成

那么，写经社邑的内部组织如何？在诸多写经社邑题记中，S.1415和BD14519提到了写经社邑中职务设置情况：

大兴善寺邑长孙略。

王昶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认为，邑长是“邑中助缘者”，叙述较为笼统。按敦煌资料记载，社长通常为社的首领，是“三官”之一，由社人推举产生[1]，负责社邑内部运作。而唐五代宋初，社又可称为社邑、邑、义邑等{1}，所以邑长的职责如同社长。

S.1415和BD14519题记极为简略，仅书邑长之名。按常理，题记书写供养者姓名时，是遵循尊卑长幼顺序排列的，即先写地位显赫或在社邑中承担主要职责者，一般邑子胪列其后。若无足够的书写空间，出资少、地位低的邑子的姓名常略而不书。在S.1415和BD14519题记中，仅有邑长孙略之名，其余邑子则一概不提，表明在这个写经社邑中，邑长孙略是主要负责人，也是级别最高的邑子，而被省略姓名的诸位邑子，其身份应当较为普通。因此可以推断，组织书写S.1415和BD14519的社邑，其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只有邑长和诸邑子组成，而没有诸如三官之类的职务。

此外，依据题记，该写经社邑隶属于大兴善寺，故邑长称为“大兴善寺邑长”，这也表明，隋唐一些社邑依寺而设。大兴善寺为隋唐著名寺院，位于长安城内朱雀街东之靖善坊[12]，是隋代的国寺和国立译经馆，对隋唐的佛教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诸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13]。敦煌地区的寺院亦存在写经社邑。Дх.1362《大宝积经》题记：

1. 当寺僧上伴、志忍一人新戒，释门法律法寿、法律戒慈、

2. 法律戒昌、法律庆因、法律义勋、法律戒忍、法律戒论、

3. 法师戒护、律师保戒、[沙]弥道行、造食女人阿阴氏

4. 壹拾贰人等，同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壹部，施

5. 入永安寺者，国愿（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佛日重明，

6. 常转。己躬清吉，保百载之延长，合寺康强，

7. 契迁年之快乐。永安塞表，八方伏叹，四野钦风

8. 而仰化。复愿先亡远代、七世灵魂，承斯功德之

9. 因，速遇龙华之会。然后十类四生之辈，含灵

10. 无蠢动之徒，赖此胜缘，咸登觉道。太平兴国

11. 三年（978）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

12. 十五日毕功断手题记。[14]

上图08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纸背为Дх.1362的底稿，内容不完整，无Дх.1362第5行“国愿（愿国）安人泰”至第10行“咸登觉道”之间的发愿部分。此外，后又有杂写“清信弟子某乙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一部施入永安寺”，僧法崇“又写《大悲经》三卷、《最胜王经》一部、《八阳经》一卷”施入“当界佛堂”，祈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

永安寺（第5行）于吐蕃统治初期辰年（788）初见其名（S.2729），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天禧塔记》）[15]。Дх.1362中共有7位法律，那么这些法律是否全部来自永安寺？这涉及Дх.1362诸邑子来源问题。事实上，唐末宋初，敦煌僧职伪滥，十羊九牧。P.4981是某寺召集当寺徒众回寺修葺被“水漂破坏”寺舍的转帖，兹移录如下：

1. 当寺转帖

2. 都僧录和尚索僧正解僧正氾僧正大刘法律大

3. 罗法律张法律法律祥刘法律马法律平法律曹法律

4. 法律法律小吴法律武法师张法师吴法师

5. 藏法证道宽定慈方治力大力法胜

6. 福常愿安应林宏志承定会集弥保集愿保

7. 真理详理教兴保达子定兴儿

8. 黑子丑儿理乘再富不勿安通臾儿愿遂

9. 顺清保兴丑胡苟奴富盈

10. 右件徒众，今缘裴寺水漂破坏，切要众

11. 力修助。僧官各锕镢壹个，散众锹镢一事，又

12. 二人落辇一枚。帖至，限今月十四日卯时，

13. 依寺头取齐。捉二人后到，决丈（杖）七下，全不来

14. 罚酒一瓮，的无容舍（赦）。其帖速分付。帖周切

15. 付本司，用凭告罚。

16. 闰三月十三日蓝官僧正帖。

此件文书，山本达郎先生等定为961年前后{1}，即建隆二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执政时期。该寺全部僧人和依附人口共计55人，僧人约38人左右，法律11人，法律约占僧人总数的29%。此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后唐同光年间（923—926）P.2250《诸寺僧名录》显示，龙兴寺共有法律4人、金光明寺法律5人，均所见法律之职伪滥。

与S.5406相比，永安寺可谓小巫见大巫。所以，永安寺写经社邑中的7位法律应当皆为当寺僧职无疑。此外，题记言“当寺僧”、“合寺”等，是以本寺僧人口吻叙述的。因此，永安寺写经社邑中的12位邑子，也全部来自永安寺。与上述诸写经社邑不同的是，该社邑除造食女人（第3行）之外，全部为僧人。

那么这12位邑子是否就是当寺全部人口？从吐蕃时期到宋初，该寺僧人和依附人口数一直处于变化中。如辰年有僧11人（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戌年（818）“主客僧总卅六人”（S.545《永安寺僧慧照上永安寺应管主客僧名牒》），寺户六户（S.542《吐蕃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仕车牛役簿》）；后唐同光年间有僧（含沙弥）38人（P.2250《诸寺僧名录》）[13]630。那么50年后，亦即太平兴国时期，永安寺寺内人口数又有怎样的变化，由于缺乏材料，无从考证。

但笔者以为，Дх.1362《大宝积经》邑子并非永安寺全部人口。上图088V作为Дх.1362的底稿，多有修改，行间亦有杂写。在这份底稿中，写经社邑成员“计壹拾肆人”，较Дх.1362“壹拾贰人”多两人，仔细比对人名，可知多出“秀守”等二人，此二人为“当寺僧”。说明永安寺除Дх.1362写经社邑中的12人外，必定还有其他僧人或依附人口存在。

所以，一寺写经社邑并不涵盖寺内全部人口，只是寺内一部分人自愿组成的祈福团体，在邑子入社方面也没有严格的身份规定，无论是大德法律，还是新戒沙弥及地位卑微的依附人口均可以加入。邑子来自同一寺院，方便社邑事项的通知、邑子集合及各类活动的展开，显示了地域因素在社邑组织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寺院社邑中，文欣先生指出，Ch.5509题记中所见人名，“其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在一个乡的范围之内”，而且大体主要为武城乡人{2}，同样体现了地域因素的影响。

三写经社邑的运行

写经社邑的费用一般来自社邑成员的捐赠，如Ch.5509：

舍珍财而转■，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5]194

P.3351表述的更为清楚：

（前略）

1. 《多心经》一卷，开宝柒年戊寅正月廿八日，金光明寺僧

2. 王会长、张僧奴、令狐富通、阎延定四人等，舍《观音》、《多心经》一卷。

3. 后有人见莫怪者，及是人来莫怪者，及怪者亡性，莫见佛面。

4. 舍经师兄张僧奴记耳者（押）。王会长、巳延定麦一斗。

（后略）

延定在第2行中书写为“阎延定”，但在第4行中为“巳延定”，其中一处必为书写错误。如上所记，王会长和延定输入麦一斗作为写经的开销。

邑人是否直接参加书写佛经视情况而定。有的社邑成员不参与写经，而是雇人书写，如同造像社邑一样，邑人不直接雕刻佛像而是出资雇佣专门的匠人。如P.2056和书博藏《阿毗昙毗婆沙》写经邑中，佛经由雇佣来的经生沈弘书写，邑子道爽承担校对职责。除此之外，其他邑人好像并没有参加到写经队伍中。

在敦煌地区也存在社邑雇请专门人员抄写佛经的情况。BD05467《妙法莲华经》卷4题记：“社经。王瀚。”王瀚是人于BD00244《佛名经》卷12题记中亦有出现：“佛弟子僧裴法达、樊法琳、曹寺主等，奉为十方一切众生，愿见闻觉知，写记。经生王瀚。”又BD00018《维摩诘经》卷中题记：“奉为西州僧昔道萼写记。经生王瀚。”S.3909：“王瀚，龙兴。”BD00099《无量寿宗要经》题记：“已前六卷，纸卅张。王瀚写。眼暗书，不得不放，知之。”可见，王瀚是一位以抄经为生的书手。实际上，是人为吐蕃时期抄经生，在吐蕃官府组织抄写的《无量寿宗要经》题记中屡见其名，如S.1982、S.3036、S.3891、S.5314、S.3913、BD03398（雨98）、BD01072（辰72）、BD04891（巨91）、BD07771（始71）、BD08568（推68）[5]390，等等。“社经。王瀚”的题记说明，该社邑是雇佣专门的写经生抄写佛经的。

而P.3351V王会长四人写经邑中情况却相反，写经记录言：“戊寅年三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张僧奴写《观音经》一卷（押）”、“戊寅年贰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王会长自手。”这是邑子们自己抄写佛经的情况，或许这与他们抄写的佛经部头较小有关，抑或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雇佣抄经生，所以选择了诸如《观音经》篇幅短小的经文。

在各种佛教社邑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如行像社和燃灯社，这种时节性很强的社邑虽然一年可能只有一次集会，但是每年节庆到来之际，邑人都将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汇集并交纳物品、讨论社邑活动和社条等相关事宜。此类宗教社邑，因举办的活动有很强的周期性和稳定性，可一直持续下去。持续时间更为久远的是带有经济互助色彩的社邑，可延续几代不废，其社邑成员在一定时间内也基本固定不变。如S.6537（6V—7V）是净土寺僧慧信书写的《立社条样式》，其中社条云：“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去（云）亡，便须子孙丞（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恪）例合追游，直至绝嗣无人，不许遣他枝眷。”[16]从条规看，邑人的责任子孙承袭，表明此类社邑可世代相传，不会因人而废。与上述这些社邑相比，写经邑可能是临时性的组织，当佛经抄写完毕后，写经邑也随之解散。孟宪实先生指出，敦煌结社的功能归纳为三种：一、生产互助型；二、生活互助型；三、精神方面的如宗教功德结社。“如果涉及具体的结社，这三种分类方式都不能保持纯粹，单一功能的结社是存在的，小型和限时的结社常常是单一功能的结社。而大型和长期的结社则多属于复合型功能结社。”[17]抄经结社的功能就在于通过抄写佛经获得福报，属于孟先生所言第三类，目的较为单纯，是短时性的。正因如此，写经社邑也并无如S.6537（6V—7V）那样严格的社条社规，邑子加入或退出社邑比较自由，如上图088V所示，打草稿时还有14人参加，正式书写时“秀守”等两人临时退出。

那么，写经社邑书写的佛经如何供养呢？从已掌握的材料看，大部分社邑是将书写好的佛经施入寺院，流通供养。如Дх.1362和上图003V写经邑将书写的一部《大宝积经》“施入永安寺”，P.3351金光明寺王会长四人写经邑亦是如此。《太平广记》引《冥报记》载：“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18]也表明寺院经藏中藏有社户书写的佛经。

四余论

宗教社邑是指在共同的号召下，为达成某一事项，如雕刻佛像、开凿洞窟、行像浴佛等，但苦于经济能力所限，为实现资源和财力的集中而组成的社会团体。抄经社邑亦不例外，邑子们首先虔诚地相信，抄写佛经具有殊胜功德，如Ch.5509所言：“……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又P.2086言：“求八字灭苦幽暗，四等出彼欲海者哉。略等希玄正路，为备三佛出世，桥梁度济。”此其一。其二，抄经社邑抄写的佛经卷数一般较大，如Дх.1362永安寺社邑发愿抄写《大宝积经》一部，抄写时间从“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十五日毕功断手”，历时三月。P.2056以尉迟宝林为首的社邑则写“一切尊经”，规模更为宏大。如此浩大的工程凭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因此，整合大家财力显得尤为必要。当然，社邑所抄佛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邑规模大小和社内邑子人数。如果抄写的是小部头佛经，则微型社邑即可完成，如P.3351抄写的是《心经》和《观音经》，故而社邑仅四人，或者说，因只能召集到四人，故而选择抄写了小部头的佛经。

写经社邑作为宗教团体，在相同的信仰号召下，将来自不同背景、地位和身份的人整合在一起。如Дх.1362写经社邑中的造食女人，是敦煌寺院粟麦入破历中经常出现的人物{1}。造食女属于寺院依附人口，在寺院举行的各种活动，如行像、转经以及各种节日、筵席、丧事中，负责制造饮食。造食女在寺院中地位低下，分配到的食物往往只有“粗面”、“黑面”或“粟面”等，很少能吃到其他僧人食用的白面制成的食物[19]。而Дх.1362《大宝积经》显示，经济拮据、身份卑微的造食女人，却能够加入到由法律等地位尊贵的僧人组成的写经社邑中，可见写经社邑看重的是信仰的异同，体现了“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的精神。在写经社邑这类空间内，身份卑微者或许暂时能够找到些许尊严和存在的价值，共同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冲淡平日体现在身份上的森严的等级秩序，为卑微者获得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

社邑虽为民间私人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社邑可以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首先，官府一直在引导民间社邑活动。其次，社邑活动威胁到国家权威时，国家完全可以用律令的形式将其取缔，如高宗咸亨五年（674）五月敕令禁断“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20]。最后，社邑本身也体现出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在社邑抄写的佛经题记发愿中，“国”、“君王”、“皇帝皇后”等屡屡成为邑子们祈愿对象，如Дх.1362《大宝积经》：“国愿（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P.2086：“君王诸邑，檀起（越）家国，含灵抱识，同归法界。”P.2056尉迟宝林社邑希冀写经功德“上资皇帝皇后”，并且在写到“皇帝皇后”时使用平抬格式。尉迟宝林身为朝廷官员，或许更能体会到朝廷对民间结社的芥蒂之心，因此在既想表达其奉佛之虔诚，同时又不愿背负“结构朋党，作排山社”（S.1344《开元户部格》）的罪名，或被指责为“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故而在以其为首的写经社邑发愿文中，处处体现出对以皇帝为象征的国家权力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宁可。述“社邑”[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1）：12.

[2]矶部彰。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书集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蔵（中）[M].东京：二玄社，2005：20.

[3]王海萍。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残经书法艺术管窥[C]//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55-158.

[4]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21.

[5]池田温。中国古本识语集录[M].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194.

[6]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89-90.

[7]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07.

[8]郝春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C]//郑炳林，主编。郝春文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4.

[9]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

[10]孟宪实。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J].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99.

[11]郝春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J].敦煌研究，2006（6）：105.

[1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876.

[13]王亚荣。大兴善寺与隋代佛教[C]//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编。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6-29.

[14]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7.

[15]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30.

[16]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83.

[17]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

[18]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814.

妇女节手抄报篇二

将门出虎子家风毓俊秀

冯理达的父亲冯玉祥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亲历、主持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滦州起义、袁世凯、挫败张勋复辟、驱逐末代皇帝、誓师北伐、邀请孙中山北上、五原誓师等等，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至），是中国近代军阀黑暗统治中出现的一位难得的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员豪迈的战将，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对家人的爱与对祖国的爱同样炽热。冯理达晚年常说，父亲一直活在自己心中。

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出身穷苦，1911年，她考入北京贝满女中，1915年进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贝满女中任教，并任青年会总干事，是个豪爽、泼辣、刚毅、质朴的女子。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婚后，李德全用宽容和爱心为冯玉祥挑起家庭的重担，精心照顾好他已故前妻留下的孩子们。她总穿蓝布大褂，不施脂粉；吃的是粗茶淡饭，安于简朴的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官太太、阔小姐全然不同。他们夫妇生了5个子女：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光、洪达。儿子洪光1927年在上海走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925年，冯理达这个可爱的小天使降临人间，为冯玉祥夫妇带来极大欢乐，被视为掌上明珠。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道：“坐小凳，赛谁美，孩子叫妈梳头发。评一评，论一论，真正美的是理达。”

冯理达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从天津到泰山，从泰山到张家口，从重庆到武汉，从南京到美国，一直到冯玉祥回国途中遇难，她始终都在父亲身边。父亲常给她讲生动有趣的故事，教育她洁身自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冯玉祥对子女要求甚严，他留下的遗嘱也曾表示：“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对严父的谆谆教导，冯理达始终铭记在心。

冯理达清楚记得她11岁时，全家搬到泰山居住。父亲要求她每周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冬天要到室外耍大刀，刮风下雨也不能偷懒。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技能，冯玉祥制定家规：男孩子必须学会缝衣服、织毛衣活；女孩子必须学会开汽车。家务劳动由孩子分工来做，每人一周轮流做饭。孩子们每当轮到自己做饭时，都亲自下厨掌勺献艺，妈妈在旁边打下手。冯理达还记得父亲有一则日记这样写道：“理达昨天回家来，回来一次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收拾屋子、洗衣服、洗家伙、做饭，样样事情都添帮手。”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冯家几个兄弟姐妹都很要强、能干，后来都很有出息。

1943年，冯理达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临毕业之际，她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抉择感到犹豫不定，班主任便建议她考医科大学，说这是个“你不求别人而别人要求你的‘铁饭碗’”。母亲李德全也赞同她学医，她对女儿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恰好在这时，冯理达的一位很亲近的长辈患病，在医院动手术时，糊涂的医生竟将一把止血钳忘在其腹中，以至于这位长辈出院不久就去世了。这件事对冯理达触动很大。于是，她毅然决定了走学医这条人生之路。1944年，冯理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1946年转学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生物系。

冯理达全盘继承了冯玉祥将军平民意识的优秀品质，像父亲那样勤勉读书，像母亲那般聪明伶俐，既气质高雅又平易近人。1958年，她在苏联获得了公认很难拿到的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后被调入海军总医院，30多年努力奋斗，从普通医生干到副院长，直至离休。

冯理达医德高尚，虽出身名门，身居要职，但从来都是以普通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温柔可亲，举止大方。几十年来，她为人处世都一直遵循着父亲的遗言：洁身自好、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冯理达正是凭着自己的双手成为医学博士、免疫学专家的。

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

1947年，因发动内战，在美国的冯玉祥极为愤慨地写下《》，毅然决定与共产党全面合作。为此，他被开除了党籍，并吊销了出国护照。在美国，冯玉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常常被便衣特务盯梢。此时，留学生罗元铮挺身而出，毅然放弃学业，与冯理达共同承担了冯玉祥的司机、警卫、秘书、翻译、勤务等项任务。最终，罗元铮与冯理达走到了一起，成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半个多世纪的终身伴侣。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成都认识了，而且还曾在一个合唱团里唱歌，宣传抗日救国，对真理、对进步的共同追求使他们早已心心相印。

1947年中秋节，冯玉祥从加州柏克莱赶往纽约。冯理达与罗元铮在前排轮流开车，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坐在后排。夫妻俩看着前面的这对青年人，便小声商量起什么事来。中午，他们来到加州首府圣克里门蒂，一个花园一般的小镇。吃午饭时，冯玉祥突然对女儿和罗元铮说：“有件大事要跟你们说一下。”李德全接着说：“是关于你俩的终身大事，今天是中秋佳节团圆日，你们就结婚吧！”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结婚就结婚。行车途中，他们把车子停下来，就在路边的草地上举行了婚礼。没有教堂，没有婚纱，没有风琴伴奏，但却显得那样的圣洁、隆重。冯玉祥亲自主持婚礼，给一对新人拍了结婚照，请过路的美国人给全家拍了合影。冯玉祥还细心地打开美国地图，在公路沿线找到一个适于新婚夫妇住宿的福地――“LOVE LOCK”，译成中文就是“爱锁”，又铺开在圣克里门蒂购买的饰有银花的大红对子，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赠给他们：“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这副对子成了父亲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罗元铮后来也留学苏联，1953年成为最早归国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虽然夫妻俩专业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理想，事业上互相支持并配合默契，直到晚年老两口仍恩爱如初。

冯理达之子罗悠真回忆说：“2003年，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是一个沉重打击，她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句话也不说。但在送别父亲的第二天，她就穿着整齐的军装，到办公室上班去了。父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家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默地呆上一会儿，和父亲说说话儿。在床上依然摆放着父亲生前用过的被褥，照例夏天换席子，冬天铺毛毯，每10天换一次床单。客厅里，在父亲生前喜欢坐的摇椅上，母亲为他摆放着最爱看的《古代谚语精华解说》，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新的一页，交代父亲不要读得太多、太累……常年坚持，从未改变。” “我的父母从一对热血青年，并肩奋斗，到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家里，母亲唱歌，父亲伴奏；母亲画梅兰竹菊，父亲配诗题字；两人还经常在一起探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党的好女儿儿子的人生导师

2008年2月8日18时许，冯理达因病逝世，终年83岁。这年1月20日，病重的冯理达意识尚清醒，当她得知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吴文俊的消息后，立即请身边人员找来报纸，给她读《深情的关怀，倾心的交谈》这篇纪实报道。她反复听了3遍，直到深度昏迷，留下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微笑。

冯理达在弥留之际对儿子罗悠真说：“悠真，你爸爸想我了……”这时，罗悠真看到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涌了出来。作为儿子，罗悠真多么希望母亲能多留些时日，可他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愿。母亲转入重症监护室后，罗悠真向医院建议，如果继续抢救不能改变结果，希望能及时中止，不要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罗悠真想，这应该是母亲在最后时刻唯一能为党和人民做的，也是她所追求的那种平凡而崇高的人生境界！

在冯理达的遗物里，有4个精致的木盒，珍藏着她用毛笔正楷抄写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的。一幅幅长卷展开，足有百米，7万余字，字字力透纸背，饱含深情。她还把抄录的复印成册，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所熟悉的党员干部和基层党支部。16年中，她曾先后送出了750多套手抄本。

在人生风雨中，冯理达始终追随党，历经磨难矢志不改。她曾用35份入党申请书，抒发自己对党的执著追求。1975年12月23日，当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的消息后，冯理达流着泪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 当天，她就给远在外地当兵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自豪地说：“妈妈是党的女儿，咱们家全是党员啦！”

在冯理达的75本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话是“感谢党”、“感谢人民”。正是这种一生执著的情感，使她把报效祖国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冯理达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中国人民海军战士，那么，我就姓中、姓军、姓海，这就是我的特色。”她把为兵服务作为爱党报国的事业平台。“”结束后，50多岁的冯理达以急迫的心情投入工作，建成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创立了免疫物理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学等基础理论，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1991年，她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称号。

冯理达曾29次作为中央和卫生部工作组负责人，带队奔赴流脑、霍乱、痢疾等重疫区，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她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偏僻农村，挨家逐户防病治病、调查研究。1998年，在抗洪抢险的紧急关头，73岁的她，主动向医院党委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医疗队奔赴灾区。她还把传播大众健康知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多年来，她不知疲倦地深入社区、农村、工厂和部队授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不计报酬，有求必应。

冯理达严格按照要求，一丝不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她把交纳党费看得非常神圣，从来没有迟交过一次，她经常交纳千元党费，弥留之际还特别嘱咐儿子代交1万元党费。冯理达是一个月薪上万元的“月光族”老人，在她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王庆莉说：“每到月底，她都催着我去取钱，她的工资月月光，几乎都用来接济别人了。”

冯理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20年间，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先后提出减免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重视解决困难群体基本医疗保障、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等155项提案，53份书面发言。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她为构建和谐社会所付出的心血和自觉担当的责任。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篇三

总政赴昆明军区工作组在昆明期间，遵照的批示，处理了一件有关所谓“梅花党”的奇特事件，现回顾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委托魏伯亭代表中央在昆明听取白姓女子的“绝密”举报

1973年2月，春节假期刚过的一天晚上，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用保密电话机给住在昆明军区九号院招待所的魏伯亭打电话说：“批来一个办件，要你在昆明听取一名叫白××的情况反映。总理的批件天亮后交机要交通寄去。”

的批示，写在一封由云南丽江寄给“同志亲启”的信件上。写信人是云南丽江地区粮食局的一名女性基层工作人员，她于1972年底寄“绝密”信函给，声称她被一伙“反革命集团”所控制，人身失去自由。这伙人中有参与杀害谭甫仁者，有反革命集团的余党，有的人还有枪支。她说，这帮人与云南省及昆明军区的某些领导人关系密切，所以她得去北京当面向“敬爱的同志”或汇报。

两天后，魏伯亭收到的批件，当即带着我去会见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向他传达了要魏伯亭在昆明接见丽江地区粮食局白××，听取她的情况反映的批示。周兴答应，立即电话通知丽江地区革委会和丽江军分区，派人星夜将白姓女子护送到昆明。

第二天早晨，周兴的秘书告知，白某已经到达昆明。早饭后，我率干事刘进到宾馆会见丽江的护送干部——军分区的一位科长和地区革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带我俩到白某房间与其接谈。

白姓女子是广西百色人，在丽江插队几年后到地区粮食局工作。她年纪二十几岁，白皮肤大眼晴，颇有姿色。这大概是“一伙反革命”争抢、控制她的原因所在。

我告诉白某：“同志和收到了你的信件，总理委托现在昆明视察工作的总政干部部魏部长听取你的汇报，现在就可以去魏部长住处接谈。”

她听后瞪大眼睛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魏部长我没听说过，再说也不能在昆明谈，必须去北京或云南以外的地方谈！”我强调指出：“这是的指示。”她仍固执己见，不肯同意。

无奈，我和刘进回到军区招待所向魏部长作了汇报。魏部长指示我俩再去告诉她：“去北京绝对不可能，要谈就按的指示在昆明谈，不谈就算了！'，

白某听后，犹豫片刻说：“那可不能有云南省和昆明军区的人在场。”我表示请她放心，她才同意跟魏部长谈。

于是，她跟随我俩来到军区九号院招待所会议室。白姓女子经过观察，确信室内只有魏部长、刘进和我三人后，便滔滔不绝、神神秘秘地说开了。

中午12点开饭时间到了，我朝魏部长指指手表，他没有答理，仍耐 www.huzhidao.com 心地继续听取这个女子的汇报，直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白姓女子举报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来自有关“梅花党”的手抄本小说的虚构

白姓女子在4个多小时的“汇报”中，谈了她要“向中央揭发”的很多具体的琐碎事情，核心是“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她说，丽江控制她的几个人，都是“梅花党”成员，该组织由广西百色发展而来。其中，×××向她透露，他参与过枪杀谭甫仁的谋划及行动，然后逃到滇西潜伏了起来；×××对她说，林立果并没有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他曾去西双版纳接应过空降到那里的林立果，谭甫仁被刺就是“党羽制造的连环谋杀案”；×××家里藏有枪支弹药，他们准备形势不利时“上山打游击”，等等。

谈话中，白姓女子始终表情严肃，态度恳切；她所谈的内容，非常详细；她举报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都讲得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看得出，她内心对“梅花党反革命组织”的存在，是确信无疑的。但是，根据我们到昆明将近一个月里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感觉她举报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伙反革命”为了吓唬和诱骗她而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

据此，魏伯亭当晚在向李德生的电话汇报中指出：白姓女子所举报谭甫仁案件中的“漏网凶手”、接应过林立果的“党羽”等人物，绝对不会存在，大概是这些人为了威胁、利诱和控制白姓女子而自我吹嘘；需要查清楚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是她周围是不是有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非法小组织或小集团？二是丽江是否有人私藏枪支弹药？查证工作，建议由在“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工作的公安部的两位同志办理。

很快，李德生报请同意，公安部通知了在昆明的两名干部，随自姓女子一同赴丽江进行现场查证。

公安部两位同志去丽江查明，白姓女子所说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原来是丽江一些年轻人，传抄传看了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手抄本以后，移花接木，插入他们身边的一些虚构情节，自我标榜“英雄好汉”，编造出来的惊险、恐怖故事。白姓女子信以为真，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便给和写信揭发。

20世纪70年代前期，总政宣传和保卫部门曾经下发通知，要求全军基层单位查缴手抄本小说，大意是：目前发现有些手抄本小说，从社会上流传到了军队内部；这种手抄本小说是“封资修的大毒草”，要求的成员，都要做到“不看、不抄、不传”，发现后要及时封存、上缴、销毁；对违犯这方面组织纪律的，要批评教育以至处分，等等。

当时，我只是听说部队有的基层单位，发现过流传的手抄本小说，但是手抄本是什么样子，小说内容讲些什么，并不知道。直到“”结束以后，《一只绣花鞋》等悬疑小说的作者张宝瑞，在报刊上发表他创作手抄本文学作品的过程后，我才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3月，张宝瑞被学校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1970年开始，他利用寝室熄灯后或车间上班前的业余时间，给本班组的工友们现编现讲“梅花党”的系列惊险故事。那时，社会上除了官方认可的极少数书籍外，很多文学作品都被当成“毒草”封存起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这就给口头或手抄本小说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71年春天，张宝瑞把他口头讲过的“梅花党”系列故事，写成了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在亲友之间传看。不久，这种手抄本小说，通过他的亲友带到西北、东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地，并在军内外基层单位流传开来。社会上同时流传的手抄本还有《第二次握手》、《少女之心》等爱情小说，诱发了一些人对异性追求的欲望。

白姓女子身边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就是在这些手抄本小说流传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添油加醋，虚构出一个所谓“梅花党”组织，企图拉拢她“加入”，成为“同伙”，以利关系的亲近。真相搞清楚以后，查证者哭笑不得，只好让地方有关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了事。

谭甫仁被害案没有实事求是地及时

结案，为谣言的滋生和流传提供了土壤

总政工作组赴昆明军区调研工作的重点，尽管不是谭甫仁遇害案件，但谭甫仁遇害事件余波未平，军区领导人和其他干部向我们谈“批林整风”运动时，必然联系到谭甫仁被害事件。另外，公安部派到昆明协助破案的两名干部，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同一层内，春节放假期间大家都没有事干，闲聊中也谈到一些案件的情况。所以，我们对谭甫仁遇害前后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对白姓女子所举报的自称参与了枪杀谭甫仁的活动，可以断定不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冒充“漏网凶手”呢？原因是谭甫仁被害案没有实事求是地及时结案，为一些人造谣惑众提供了土壤。

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被枪杀事件发生后，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在昆明市区内外采取了大张旗鼓的搜捕行动，对社会震动很大，所以谭甫仁被杀害的消息，不胫而走。可是，12月31日凶手被暴露自杀身亡后，案情本已大白，但破案工作仍在“深挖幕后指使者及其同伙”，迟迟未予结案。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各种谣传和猜疑，不法分子乘机招摇撞骗，丽江白姓女子的“奇遇”就是典型的一例。那么，酿造这种“奇遇”的土壤是怎样形成的呢？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多，住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42号楼里的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遇刺。王里岩当即死亡，谭甫仁送到医院抢救无果，当天下午逝世。

案件发生后，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立即打电话向作了报告。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当天下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遵照的指示，迅速成立专案小组，采用一切侦破手段，力争尽快捕获凶手。根据会议决定，在军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简称017案)侦破小组”，由副政委周兴任组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和副政委蔡顺礼任副组长。

清查工作首先在昆明军区大院内火速进行。凡是在大院居住的人员，不论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是军人还是家属，都必须交代清楚：1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待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有谁能证明？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外地，军区组织部队对车站、机场进行严密搜查。12月18日晨，昆明火车站被全副武装的部队包围，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62次列车，停止开出。车站里的所有乘客，原地不动，接受检查。昆明田家坝飞机场，也被军队严密包围，飞往广州的1031次航班和飞往北京的140次航班，乘客暂缓登机，荷枪实弹的士兵对候机室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在昆明市区内，军警对大街小巷、地下管道、公共汽车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但都未发现与案件有关的犯罪嫌疑人。

随着清查工作的深入，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发现存放在办公室保险柜里的两支手枪不见了，而枪杀谭甫仁的作案现场留下的弹壳，与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手枪的型号完全一样。于是，围绕着枪支的去向问题又展开了一轮更大规模的清查，军区大院里更加人心惶惶。在清查中，专案组搜集到很多蛛丝马迹，其中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有两条：

一是谭甫仁的妻妹在刺杀现场看到的情景。谭妻王里岩的六妹王文莹，到昆明探亲住在谭甫仁夫妇的楼下，睡梦中被楼上的枪声惊醒。她来到走廊，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疾步从二楼下来，便问：“姐夫，楼上出什么事了？，，谭甫仁说：“不知道。”谭没有停步，直接转到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喊警卫员。警卫员尚未回应，有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口罩、身材魁梧的家伙，提着手枪尾追下来，从谭甫仁的背后连开两枪，但都没击中。谭甫仁转过身，迎着凶犯冲去，凶犯又开一枪(打在谭甫仁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犯第四次开枪，击中谭的右上臂，谭侧身倒在地上。凶犯冲到谭的跟前，朝谭的头部开了第五枪。

二是政治部家属院的小男孩凌晨看到的情景。清查工作深入后，居住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的男孩马××，向专案组反映：12月17日清晨5点左右，有一个人敲开他家的门。说要找保卫部的陈汉中，马××把陈汉中家的位置指给他，关起门来继续睡觉。马××13岁，头脑清晰，说那人个子较高，面孔较熟，好像是王小朋友的爸爸。专案组感到这个线索非常重要，马上找到王小朋友爸爸的照片给马××辨认，马××认定就是他——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专案组认为，王自正很有可能是枪杀谭甫仁的犯罪嫌疑人。

王自正早已被关押在司令部大院一隅的原战俘管理所旧址，进行隔离审查。他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1970年初，王自正升任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不久，昆明军区政治部收到来自他老家河南省内黄县的一份检举材料。材料说当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查出，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富农出身，1946年参与了还乡团杀害本村武委会主任的反革命行动。后来王志政逃往外地，改名王自正，混入。军区政治部按照检举线索，派人去河南核查，查证结果，检举情况属实。外调人员不待返回昆明，便从内黄县电告政治部领导，政治部报告军区党委批准，对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

12月31日，专案组决定对王自正进行“敲山震虎”，派军区保卫部干部直接找王自正核实有关情况。晚10时，保卫部保卫科长陈汉中、干事李伯志二人，走进王自正的隔离室，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大声喝道：“王自正，起来！到食堂来一下，有点事！”王自正在弯腰系鞋带的瞬间，敏捷地从被窝里摸出两支手枪，当即扣动扳机，第一枪击中前面的李伯志腹部，李跌倒在地；第二枪击伤后面的陈汉中右手，陈忍着疼痛，立刻转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王自正也提着两支手枪跑了出来。驻院警卫战士听到枪声和喊声，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感到难以逃脱，便转身躲进厕所里。部队将厕所包围起来，令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王自正走投无路，开枪自杀身亡。

按说，到此案情已经大白，但是，有关方面决定还要继续清查“谭甫仁被谋杀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搞得军区内人人自危，社会上谣言四起。其中最为离奇的一则谣言是：“1970年12月中旬，谭甫仁接到密令，命其于某日某时将飞越昆明上空的一架飞机击落。谭甫仁为人谨慎，狐疑难决，遂先将飞机迫降。不料飞机迫降后，走出舱门的竟是总理。总理一言不发，立即起飞回北京。谭甫仁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回军区大院后，还未向中央作出解释，即被军区保卫科副科长枪杀。不久，这位副科长和军区保卫部长又相继自杀。”某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公开书籍，仍然还在渲染这种离奇的说法。

谭甫仁夫妇被杀案件中值得吸取的几点深刻教训

谭甫仁夫妇被杀案，除了久拖不结为社会上造谣者提供了土壤外，在其他方面的教训也不容忽视。当时，总政赴昆明军区工作

组的某些同志在议论中，就感到有几点教训值得吸取。

一是保卫部部长的自杀本可避免。1971年1月27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谭甫仁被害案专案组成员景儒林自缢身亡。在他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这明显是在继续清查“幕后指使人和同伙”的压力下，景儒林思想负担过重而自尽。但有关方面不但不反省这是无止境“清查”带来的后果，反而将其作为“更深层次背景”的“案中案”继续“深挖”，又隔离了更多的审查对象。

二是对王自正的“审查”有其名无其实。12月31日晚，王自正自杀后，专案组在他的枕头下面查获一个笔记本，里面记载着凶手被隔离审查后，对组织心怀不满和图谋杀人的计划：“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他在笔记本中列出准备杀害的对象，有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他权衡之后，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人们很不理解，为什么被审查对象可以在受审查期间毫无顾忌地书写行凶计划，写了后又长期没有被审查人员发现？

三是对王自正的隔离实际是离而不隔。王自正被宣布隔离审查后，形式上“离”开了住宿和办公的地方，关押在隔离室，但事实上并未将他与外界真正“隔”开。枪杀案本身证明，王自正起码两次离开隔离室外出作案，一次是潜入办公室窃取枪支弹药，一次是到42号楼枪杀谭甫仁夫妇。他两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隔离室，然后又安然回到隔离室，这能叫做隔离吗？

妇女节手抄报篇四

关键词：《红楼梦》;新闻传播；规律

《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小说，其结构宏大，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由于作者曹雪芹个人的广学博识多才多艺，我们在《红楼梦》中既可以看到诗词曲赋的文学知识，又可看到采药治病的医学知识。单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红楼梦》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生动的清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画卷，并从其中感受到新闻传播的规律。

一、乡村酒店里的“奇闻趣事”

话说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贾雨村因罢官后做了林府的家庭教师，闲居无聊间，“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所谓村肆，指的就是乡村酒店。一进村肆，贾雨村就遇见了在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冷子兴，“两人闲谈漫饮，叙些别后之事”,于是贾雨村问冷子兴，“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冷子兴回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原来京城中赫赫有名的荣国府贾府里生了一位嘴里含玉的公子，“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接着冷子兴又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宝玉公子的奇闻趣事，什么“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些脂粉叉环抓来”,什么“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很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冷子兴传播这些新闻的时候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贾雨村也是听得认认真真，连称“果然奇异”,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对这种新闻现象来了很长的一段评论加以解释说明，什么“清气”、“浊气”滔滔不绝。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其中所包含的新闻学知识。为什么贾雨村问冷子兴“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时，而冷子兴单单挑了荣国府的这桩新奇事说来给他听？难道偌大的京城竟然只有这么的点子事？那肯定不是的，堂堂京城哪天没有成百上千桩事件发生？只是这些事件或许真的平淡，比不得贾府生下一位嘴里含玉的公子哥儿这般新奇，还有同样重要的就是，其一那可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贾府中发生的事情，其二因为这个贾府正好是贾雨村的“贵同宗”,所以冷子兴单单挑了这个来讲与他听。显而易见，冷子兴说与不说心中其实是有标准的，首先就是确实要新奇，其次就是显赫性，也就是不平常人家的事情说起来才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再其次就是接近性，就是注意自己传播的新闻要与所传播的对象有心理上的接近性。说到贾雨村对荣国府贾府心理上的亲近与仰慕是有据为证的--他自己对冷子兴说：“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都有，谁逐细考查得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止，至今越发生疏难认了。”其酸溜溜的心理让他怎么对荣国府的事情不感兴趣呢？

由此可见，虽然古人没有自觉意识到新闻传播的规律，更说不上对新闻价值规律的清晰认识，而事实上他们对新闻的传播却无时不刻地不自觉地在遵循这个规律，以求达到他们的最佳传播效果。当然，这样的结论只是建立在以小说中人物故事为分析题材的基础上的，但它应该是科学的，因为小说来源于生活，象红楼梦这样的优秀小说更是真实地反应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二、《红楼梦》中为何没出现邸报

《红楼梦》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邸报的影子，这倒是怪事！因为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情况来看，按理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那个时代，邸报历经宋明两代已经成为当时的政府官员和士大夫获取新闻的一个重要途径，已经比较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活动。

早在宋代，政治斗争相当激烈，各派势力互相角逐，这些内容在邸报上都有所反映，比如靖康之变后，金人扶植傀儡伪楚政权，不少宋朝官员接受伪楚委任，宋高宗下令对这些“变节”的官员加以贬降，孙亦在被贬之列，但他并不认帐，在上书辩护中称：“臣在宿州见朝报，有臣僚言章，称受伪楚官爵与商议论者有如孙，李者，奉圣旨散官安置。”[1]可知邸报指名道姓地攻击这些人的失节言行，言辞相当激烈，诸如此类的事件并不少见，而孙能从邸报上获知不利于自己的消息后马上开始反击。到了明朝，邸报作为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作用就更加明显了，这一点就连晚明时期的《金瓶梅》都有所反映：话说杨提督暂时被弹劾后，西门庆就是在邸报上看到自己的亲家-也就是杨提督的爪牙陈洪，要“拟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边卫充军”,吓得不轻，于是连忙派家人来保带着五百两银子去打通关节。其时，掌握着审讯杨提督等人最高权力的是右相李邦彦，他是“三法司会问”的秉笔。他与西门庆本来不熟，但西门庆还是打通了关节，使自己化险为夷，相安无事。这其中邸报及时传播信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不然西门庆还蒙在鼓里。

既然如此，到了晚于明朝的清朝，而尤其《红楼梦》中的贾府作为当时如此显赫的四大家族之一，关系网络庞大，应当有充分的机会获取邸报，得知朝廷的风吹草动，但为什么小说在贾府事发败灭的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一节中描写贾政等人接到查抄宁国府的圣旨时竟然是没有半点心理准备，首先是“心里不得主意”,其次是“独有贾赦贾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满身发颤”,最后是“魂魄方定，犹是发怔”,闹不清自己是为何获罪。后来还是薛蝌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是“在衙内闻得，有两位御史大夫闻得珍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这还轻；还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因其女不从，凌逼致死。”偌大个家族，还号称是盘根结错“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被人弹劾了竟然不知道半点风声，难道还不如一个西门庆那样耳目灵通？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新闻传播史的资料，并对比阅读了《红楼梦》中的相关章节，才似乎豁然开朗：满清入关，一方面他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肃清反清力量，但另一方面则正因为是满族入关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他的心理多少发虚，因此非常忌讳文人的议论。历史就是明证：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2]。考察《红楼梦》作者的生平，正好是介于雍正与乾隆年间，尽管历史记载曹雪芹的出生有不同的说法，但前后相差也就是那么10年左右。因此《红楼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邸报的最大可能在于当时的报禁。

当然，我们曾经还设想是不是邸报从一开始就是从京城对地方官员传播朝廷动态的工具，其主要读者就是各个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士大夫，而《红楼梦》中的贾府位居京城，紧邻天子，有令直接由皇宫而出，邸报对于贾府这样的大家族来说，基本不起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样的设想也是有它的依据的，比如最早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一回中，其消息的传播就是“忽有门吏忙忙跑进来，至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得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只见“六宫都太监夏守忠乘马而至，前后左右又有许多内监跟从。那夏守忠也并不曾负诏奉赦，至檐前下马，满面笑容，走到厅上，南面而立，呐说：‘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说毕，也不及吃茶，便乘马去了”。你看，连诏和赦都不要带，直接以口宣旨，还要什么邸报？邸报只是那些想知道朝廷动向偏又不在皇帝身边的地方官员才会争相传阅。这样说起来好象也有道理。因为尽管清朝政府加强对邸报的管理，但并非就是彻底查禁。或许，原因就在两者的综合。或者，还有别的影响因素。

三、《红楼梦》中的八卦新闻

什么是八卦新闻？在笔者看来，所谓八卦新闻，就是政界要人或者社会名流的绯闻而已。按照这个定义来看《红楼梦》,发现其中的八卦新闻也还蛮多。但这些八卦新闻因为当时环境制约，又不象今天这样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传播，而只能以流言的形式通过非正式的传播渠道流传着，因而显得隐隐约约，似无还有。比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一节中描写王熙凤与贾蓉的暧昧，“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接声说：‘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再来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有精神了。‘贾蓉应了声，方慢慢的退去。“也不知道凤姐想做什么，也说不清凤姐和贾蓉是什么关系，但却总是有着隐隐约约说不清道不明的不一样。而同在这一回里，贾宝玉因为作了，”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涨红了脸，把她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晚饭过后袭人过来细问，因此宝玉把自己梦到的情景告诉袭人，“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幸得无人知道。你说这样的事情，要是贾宝玉与袭人并不说破，谁又知道是真是假，是有还是无？再有《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节中，明明是儿媳妇的去世，作为公公的贾珍竟然哭的泪人一般，”正和贾代儒等说：‘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道我这个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起来。众人忙劝：“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一个媳妇死了，做公公的伤心成这样，未免反应太过了点吧，这之间的暧昧又是道不清说不明。因此说《红楼梦》中的八卦新闻可多着呢，到了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索性全被喝醉了酒吵闹的焦大给全部曝光，”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都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说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得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的嘴。“

和今天的八卦新闻不一样的是，因为当时是在这样的封建大家庭，那个时候的八卦新闻是被竭力封锁的，更没有专门的狗仔队胆敢拿着相机穷追不舍，就是听说这些八卦的下人，在主子面前也是”魂飞魄散“,哪里象今天的受众这般享受，彼此传播并且津津乐道着。当然，这也不过是文章写到结尾时的一些闲话，无非是证明清代新闻传播也是多姿多彩饶有兴趣的。

犹如《清明上河图》这副不朽的名画描绘了宋朝汴京的繁华似锦一般，《红楼梦》也为我们描绘了清代活灵活现生动有趣的新闻传播图景，即使从这个角度去读读这部同样不朽的名著，也不失为一种雅趣。

参考文献：

妇女节手抄报篇五

1、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简写IWD）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在中国又称“国际劳动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2、在不同的地区，庆祝的重点有所不同，从普通的庆祝对女性的尊重、欣赏和爱意到庆祝女性在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的成就。由于这个节日一开始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政治事件，这个节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都有融合，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

3、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庆祝的节日。这一天，妇女们作出的成就得到肯定，无论她们的国籍、民族、语言、文化、经济状况和政治立场如何。从那以后，国际妇女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妇女节日，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日益发展壮大的国际妇女运动，通过联合国四次妇女问题全球会议得以加强。在其推动下，纪念活动已成为一个号角，号召协力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

（来源：文章屋网）

以上就是壶知道为大家带来的5篇《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能够帮助到您，是壶知道最开心的事情。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相关文章

为元旦联欢会的宣传语【经典9篇】11-30

2023元宵节灯谜大全及答案（精彩10篇）04-02

除夕迎新岁祝福语（精选8篇）10-01

国庆节的经典文案句子（精彩6篇）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