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哪些传统文化【最新8篇】

2023-12-09 10:58:25

高校应该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综合运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方式,把弘扬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教育全过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面壶知道为您精心整理了8篇《中国有哪些传统文化》,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有哪些传统文化 篇一

当代中国可能不会有哪个人群像中产阶层那样在风格这个问题上经历如此多的冲击和困惑。

中国关闭国门三十年之后,重新打开国门,文明的冲击因此发生,于是当代中国的文明建设显现出新的景象。

中国的住宅开发历程在其不到十年的时间浓缩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五十年的住宅发展历程,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建筑在中国都能找到或大或小或典型或相仿的真实作品。有的时候,一个社会的环境与其说是供人使用的,不如说是供人参观的一个展览。

大量的建筑和居住实验在中国的城市里进行着,而当代中国并没有一个健全成熟的建筑美学来引导我们今日的设计方向。这使中国人无从判断哪一个实验是荒诞的,哪一个是可靠的。

比如北京的传统是什么?建筑设计要服从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环境?不知道。当漠视传统的人居于特殊地位或多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城市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大家没有时间停下来细细思考我们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反正只管迈步。就像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的那样:

雅克:好。我要您引路……往前走……

主人(环顾四周,极为窘迫):我很愿意,但是往前走,往哪儿?

雅克:我对你透露一个大秘密。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玩笑。往前走,不管是哪儿。

主人(环顾四周):不管是哪儿?

雅克(用手划了一个大圆圈):无论您往哪儿看,全都是前面,往前走啊。

中国很多城市的空中制高点在不断提升,天际线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如果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画一个天际线图,我们会发现城市的“高度”已数倍于前。

当一座城市向空中发展的时候,从地面飞升的不仅仅是混凝土和沙土的尘埃,更有人的欲望和想像。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有谁想给出一个答案――这太沉重了,我还是用标准这个词吧――一个标准,他要解释的远比他要衡量的多得多,他要为推行这个判断的依据所付出的也远比他找到这个标准要艰辛得多。

上个世纪二十年改革开放造就的自9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水面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背景和20年代初的中产阶层的文化背景有相同也有相异。20年代中国中产阶层对西方文化的热中还是在其受过充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发生的,他们尽管竭力批判甚至排除掉中国传统文化,操着洋泾浜英语,用着刀叉,烫卷头发,但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还有很多中国文化的框架。那一代中产阶层的困惑无非是发现传统文化中哪些是要摒弃还没有摒弃的,西方文化哪些是该学还没有学的。当他们做抉择的时候,他们大都看得清哪一部分属于哪个文化系统,选择和放弃的理由也很清楚――谁代表封建,谁就被否定,谁代表科学、民主与现代化,谁就被接受。

但这一代中产阶层在其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教育视野,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不过来自民间残存的那一点点习俗,而70年代后出生的则连这些都不具备了。所以当他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们崇尚什么是没有文化的原始起点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也没有清晰的对象。在这一场缺少鲜明对比的文化交汇中,中产阶层们表现出了明显的慌乱。

从楼盘的名字:“海德堡”“欧陆经典”“威尼斯花园”“维也纳森林”到许多小区门口耸立的“凯旋门”、很多人家室内的罗马柱,无一不显示出这个年代的中产阶层文化上的贫穷。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产阶层追求的是与欧美同步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拿欧洲工业文明前的东西妆点自己的生活,但这一代中产阶层却没有能力甄别中国城市里推出的种种设计与产品究竟和工业文明是什么关系,一些作为文化遗产或家族遗产保留下来、在现今欧洲城市中看到的东西在今日中国也成了现代化的一个符号。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更缺乏自信,中产阶层最初是彻底排斥所有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家居用品的。这种批判和否定因为缺少足够的文化积累当然不会那么坚定和彻底,所以,一旦西方人对中国的明清家具、绣有汉字的丝绸靠包、坐垫和雕有龙凤花鸟的首饰盒之类大加赞叹并欣然使用的时候,这些东西竟作为西化的时尚在中国中产之家和富裕阶层中被广为使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并不比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了解更多。在我们对外开放二十年后,西方现代文明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向,这一代人中的中产们对以欧美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们依据西方时尚的标准修改乃至确立自己的审美,对中国的传统反倒不信任、不理解。我将此形容为“文化灯下黑”。这种“灯下黑”使中产们在使用中国传统家具和用品时向外国人借鉴的比向中国人借鉴的多。

不肯向同胞学的理由很明确:与之同代的,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谁向谁学?与之不同代的前辈,已经过时了!只有与之同代的西方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人家比我们先进嘛!一个基由经济发达确立的世界地位在一个崇尚财富的国家里具有文化优势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向这种文化称臣的后果是否能使我们再次强大似乎很少有人关注。

在中国已经流行过的设计主张有新古典主义、简约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极简主义、解构主义等,而且各有一大批实践者。

从早期对港台影视剧中装修风格的模仿,到后来照搬公共场所例如KTV包房、高档餐馆的装修模式,到再后来看家居杂志,互相参观,交流装修或设计经验,这一代中产为打造风格所做的种种努力是坚持不懈的。

最先意识到自身在风格上的文化底蕴不够的中产们认识到在现阶段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如果仅论可行,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框架里是最安全最容易上路的。多少花一点工夫了解一下中国的家居文化,即使不十分系统,但不至于从普及教育开始,即使产品不多,但理念还是大有用场。

最初开始装修的人是到星级宾馆、KTV包间里寻找设计思路,因为他想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更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家都没风格、没创意,他要有自己的“风格”,这种追求后来在中产阶层滥觞的原因是因为中产阶层对“个性”的需要显得相当迫切,中产阶层生怕被富裕阶层轻视和渴望被“尚未成功”的城市贫民仰视的心理诉求使他们需要凸显自身的与众不同。毕竟在今日中国,中产还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像在西方,成为中产是大多数人正常的命运。

比如多宝。在中国传统家具里那既是一个展示品位的展架,也是一个装饰空间的画面,格子里放什么很能说明主人的水准。走进今日中国人的家里,摆多宝的有,摆西式多宝即陈列架的更是大有人在,但我们能从架子上看到什么呢?

一个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在陈列架上摆的是他正在做顾问的一家公司的周年纪念盘,还有美国加州的车牌、埃菲尔铁塔的纪念品。另一对热爱旅游的夫妇则将他们在各地采购的工艺品轮番摆上架子。一个私营企业主的多宝里摆的十之七八都是赝品。

多宝或陈列架上摆放的物品真实地显示出这一代人的见识跨度――在时间上是现当代的一些时髦产品,在空间上来自全球的旅游胜地。无论这一代人多么好学,我们不难看到对时间的占有是如此的困难,深入他文化腹地的能力也尚不具备,今日中国大都市里风格从何说起呢?

有一些谨慎的中产悟到: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尽量不要去尝试不同理念下的设计和用品同时在居室中形象鲜明的方案,那种搭配的错误率非常高,就好像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同时在讲着不同的话题。

他们选取的保守的做法是选取风格不那么典型的,做一种最简单的搭配,比如木本色的、没有什么雕花造型的床与很多种材质和图案的床品都会相配;实在很想显得有个性,就多花点钱,在一家还算正宗的某国品牌的家具店或布艺店里全套购买,不必自讨苦吃地四处选配。

近两年一些中产在其风格探索的过程中有点渐入佳境的意思。他们借鉴某一个常年穿戴的服装品牌的设计,将它的橱窗搭配方式运用到家中。因为这一代中产们在服装上的消费经验已经相当丰富,有些人甚至不亚于欧美同类,从此间中产悟出的结论还是比较到位的。

当然请一位海归或外籍设计师可能是更为便捷的办法,只是在中国开设计事务所的正宗的专业人士还不是很多,而其昂贵的收费也是中产们难以承受的。

富裕阶层没有风格会受到贬损,但不会受到伤害。事实上,中产阶层经常用风格作为武器攻击富裕阶层的品位,但这些毕竟动摇不了富裕阶层的自信,因为富裕阶层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品位。这两个阶层在家居设计上有不同的目的和心理,中产阶层在家中要实现的核心价值是生存,品位无非是化解生存危机的麻醉剂;富裕阶层要实现的核心价值是地位,炫耀性消费是对其地位的包装和确认。地位和生存是两个范畴里的事,品位和炫耀也是两个范畴里的事。

如果你攻击一个中产阶层没有品位是有杀伤力的。当一个中产阶层试图建立某种风格的时候,你能指出他选的墙纸图案是属于英国的,但吊灯却是法国式的,不幸又和北欧的餐桌椅并陈于一室,这会让很多中产阶层脸上绽不开舒心的笑容。

风格之于中产阶层是一个可以随时转向的舵,转向的理由和频率很多时候还受一个原因驱使――经济的景气指数。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产阶层会对简约主义、极简主义之类破费不多的家居风格大力推崇,因为这种风格的流行可以有效地保证中产阶层在缩减开支及追逐时尚这两件事上都能获得成功;但经济一旦复苏,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巴洛克这类风格则会迅速大行其道,因为这时的中产阶层不在乎钱,却在乎理想的华丽程度。

对某种风格的肯定或否定是中产阶层在其保守的、谨慎的、理性的生活基调中为自己留下的一段华彩。他们在自己能做主的家庭中通过对时尚的判断与取舍不断完成自己对生活的种种构想。可以说中产阶层有多少对生活的构想,家居时尚就有多少种可能性,如果谁能推动中产阶层生发新的构想,那么和这个构想有关的时尚就会成为一时的主流。

这就是风格对中产阶层家居的意义,现在中产阶层的构想就是过得更像欧美人,当代的家居风格则注定会服从于这种构想。

我很反对一些评论者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为对本民族文化过于自卑、崇洋所致,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之于这一代中产而言都是陌生的,而选择是基于对两种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更何况当我们坚定地踏上现代化、城市化这条路之后,配合这种生活该如何改造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和家具尺寸,是中国专业设计者的职责,但显然中国设计师没有真正尽到这一责任,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可供他们选择的现代中式建筑和现代中式家具。中产们在打造自己的家时,即使他们很想亲近中国家居传统,社会环境既没有足够多的提示和充分的教育,市场上也缺少文化必要的物质载体,他们在此方面的选择远不如西式的建筑和家具多。

我国传统文化 篇二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现代化;变革途径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137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所独有的,产生于传统的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化过程,现如今仍存在政治生活中,并且已经较稳定地积淀在普通民众的心理层面上,形成特定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变革,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须进行转型。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集中反映。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传统的政治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传统的政治文化经历了整个封建社会,经久不衰。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了以往的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改变,使作为上层建筑的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其生存的土壤。第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不合理因素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进步的政治文化对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落后的政治文化则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建立的基础,决定了其必然包含人治、权力本位、臣属、贱民心理等思想观念。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自由、民主、法治、公正,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传统政治文化的局限性已经不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传统政治文化的不合理因素转化为积极动力,则必须要进行现代变革。第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缺乏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之上的,是以自然主义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类型具有自在、自发、自然、懒惰的农民文化精神的特点,缺乏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优势。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与肯定,在根本上遏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路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首先,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全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封建政治制度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自身的分散、保守、封闭的特点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经过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传统的政治文化具有的滞后性使其仍没有实现完美转变。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丰富物质文化生活,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培养公民意识。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以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为依托,要建立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只能是进行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在完成政治社会化之后,普通成员才会具备独立的政治观念,清楚自己的政治定位,顺利实现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考虑到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着力完善政治社会化的渠道迫在眉睫。再次,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密切联系表现在:政治文化维系着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以政治制度作为保障;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制度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其产生之初就受到封建制度的规范与引导,这就决定了传统政治文化为专制制度服务的使命。民主制度为民主文化的实现创造理想的环境,民众将更容易在思想和心理层面接受民主文化,认同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要求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同时并举。最后。融合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存在有两千年之久,虽然其中的落后成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传统政治文化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一概摒弃,这些优秀的内容将有利于如今的政治文化创新。将传统文化中“和”、“同”、“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加以现代化的梳理运用,再将其思想的精华运用到处理社会以及人际关系中,便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吸收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将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积淀融入到现代的政治文化中,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的一股新的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 篇三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化 批判 继承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自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古国,经受着更为激烈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近百年以来,中国也一直被现代化与历史传统的矛盾问题所困扰。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首先,认识“传统”的内涵。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

其次,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三是观念文化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二、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一方面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美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人们最先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毋庸讳言,“四个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仅仅着眼于“四个现代化”,还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不久,国人认识到,要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上打开局面,关键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所以相继开始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第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并非仅是经济发展速度、规模、数量的增加,也并非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建设诸要素组成的宏大系统工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

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化实践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作用而具有民族的特点,从而为全体国民所接受。总之,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都以传统为前提,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传统文化只有以现代化为目标,向现代化迈进,才能作为活的传统而存在,即一切传统都是潜在的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是实现了的传统。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是一种接力关系。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每个人,每个民族,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所以说,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生活。通过传统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变化。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参与民族文化的接力赛,进行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力。

四、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

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 也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即使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正在或已经发生变迁,其中必然糅合了现代因素,因而,对传统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一) 要有选择地继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积累的成果。因而,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延伸。首先,要坚持历史的方向,即使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历史的限性;其次,要用现代科学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不是机械的复古,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的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

(二) 结合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使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难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注入近代的科学精神。我们要重视个性发展与社会的整体统一,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谷士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初探[J].学习论坛,2001年第9期

[2]袁慧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2期。2003年6月

[3]卫厚生。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4 期

我国传统文化 篇四

关键词:传统文化;著作权;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29-02

从秦皇称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年来的文明汇聚成了各朝代、各民族无数的中华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创造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借助着木偶、皮影、戏曲、杂技等民间技艺认识了我们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从而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中华的悠久历史文化发扬光大。

而现今,由于人们对于相关文化保护的认识不足,相应职能部门的缺失,相关法律机制的不完备,以及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我国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因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一、传统文化著作权保护的现状、意义

中华民族是拥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皆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点;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拥有着约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个地区亦存在着自己的特色文化传统。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形象生动、具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潮,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今对于传统文化的改编现象日益加剧,孙悟空成了混血儿,唐三藏与观音谈起了恋爱……从美国的《the monkey king》到日本的西游漫画,人们对于以包括《西游记》在内的中国古典名著的篡改也似乎已经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虽然有关部门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许多企业、组织对于知识产权的了解还很有限。同时,由于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建设、队伍建设、资金投入、政策法规等基础工作显得薄弱,认识模糊、观念滞后、体制障碍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并制约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如今,如何保护、传承、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是我们当今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能促进人的世界观发生转变和提高思想意识。它们将成为中华民族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浑茫厚重的精神动力,保护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二、传统文化著作权保护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法律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保护模式

《著作权法》第六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迄今为止,关于“如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另行规定”至今未出,人们无法依法行事,而相关部门亦无法依法行政。例如,在一些动漫中:孙悟空成了混血儿,唐三藏与观音谈起了恋爱,这明显是与《西游记》原著所要表达的本意完全不同,这是对名著的一种破坏。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明文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很明显,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是不受限制的,故对于随意改编国内的名著、破坏作品完整性的行为是绝对应该受到处罚的,但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及相应处罚程度,我国法律尚未明确,导致了如今市场上“唐尸三百”、“The Adventures of Super Monkey”的现象比比皆是,十分令人担忧。

由此可见,我国的传统文化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由于我们法律指定的不明,导致了传统文化受到破坏的现象出现,从而不可避免地歪曲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管理。

(二)现实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保护问题

1.进行传统文化宣传的场所少,设备短缺,经费严重不足。以承德市为例,其中,丰宁、围场、宽城3个民族自治县以及滦平、隆化和平泉3个民族县都已被列为部级重点扶持贫困县,每年每县收到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都达4000多万元。但各县财政对文化方面的投资依旧寥寥无几。据统计,6个自治县、民族县的127个乡镇,30%的乡镇没有文化站,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业务经费。如丰宁满族自治县26个乡镇,有南关蒙古族乡等8个乡没有文化站,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业务经费。乡镇文化业务经费每年只有500至1000元。有文化站的乡镇大多没有电脑、电视,乐器道具短缺、陈旧,科普图书少。

2.缺乏传统文化管理或专业人才。国家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人才同样是关键。可是,“目前只有少数老年人通仡佬族语言。”贵州民族学院文化学院院长龙耀宏坦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两个自治县的仡佬族已基本没有会讲仡佬族语言的人。”由此可见,现今拥有传统文化人才极度缺乏。著名的乌苏里船歌案,也是同样是政府没能较好的管理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体现。

无论是民族民间文艺人才,还是对这些资料整理人才和管理人才,我国都是极为不足的,这也严重制约着对传统文化著作权的继承和创新。

3.忽视传统文化著作权商业化的可塑性。不可否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提出至今,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那么,现如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是否也能有这样一条商业化的道路呢?《蓝色生死恋》赚够泪水;《大长今》又把观众的目光吸引到韩国历史第一女御医身上。为什么荧屏“韩风”越刮越猛?稍加留心,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韩剧都充分的表达了传统文化对儒家思想、家庭观念、协作意识的肯定,对自律自立、坚韧上进、务实诚信等民族精神的推崇,对仁、义、礼、廉等品性的张扬,在韩剧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而这些恰恰是一些国产剧所欠缺的。因而,虽然我国蕴含着丰富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并没有较好的将它们塑造成为我国的“品牌”,例如:将富含传统文化的历史故事等利用《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对于改编或使用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运用于商业经营性活动应收取相应的费用。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需要依靠商业的力量的,而现如今,人们很少将目光投放于传统文化的整合、传播,并将其投放于市场。由于没有市场的推动,从而,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传统文化传播速度慢、效率低的现象。

三、完善我国传统文化著作权保护的对策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建设、队伍建设、资金投入、政策法规等基础工作仍然显得薄弱,在文化遗产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传统文化和区域特色文化在迅速消失。科学建构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确认和保护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可以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培养传统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对促进我国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我国及世界文化多样性、文化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赋予传统文化特殊权利

笔者认为,可以利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权利: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一定的传统文化形象被侵害的实例,例如:六小龄童网游侵害孙悟空肖像权案,利用《著作权法》保护作品完整性的相关法条来保护这类具有标志性的角色一定的权利,这样在我国传统文化形象受到侵害时,即能够运用相应法律法规予以处罚,保护传统文化的权益。另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同样应该包含其他的权利,例如:改编权、摄制权、翻译权等,所以,在立法完善对传统文化著作权保护后,也能够起到对于传统文化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设立相关传统文化保护的职能部门

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我国现今是由多部门协作管理的,但是,从更好、更有效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展工作的方面来看,设立一个专职的国家传统文化保护主管部门仍然是必要的。“音著协”,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同样,为了应对传统文化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开展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需要一定的职能部门的,建立一个长期、全面、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用系统的观点提出一整套现实有效的措施,用于维护我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权益,防止其被不法侵害。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

保护我国传统文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部门,更需要的是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用以保护我国传统文化的权益。一个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法律作为保障。通过制定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法律法规,可以用国家的意志强制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相应的法律地位、确认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体系内各项制度的普遍法律效力、信息的权威性和指导作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体现传统文化的著作权的保护,无论在总体上的还是在知识产权专门领域都偏少,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四)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知识产权”、“著作权”是近年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新名词。因而,为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与引导,宣传传统文化具有著作权,引导以民族艺术家为代表的相关人员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管理,营造传统文化流传的良好氛围。主要有以下几种建议:第一,针对人们对于知识产权了解薄弱的情况,在学校、社区、公司开设普及班,加大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了解。第二,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偏远地区、民族民风丰富之地,开设省、村学习班,普及知识产权,并收集传统文化,汇编成册,同时,鼓励相关的权利机构或组织,运用一定的法律知识保护自身权益。

四、结 语

综上,由于人们对于相关文化保护的认识不足,相应职能部门的缺失,相关法律机制的不完备,以及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我国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因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著作权保护,已刻不容缓,我国需尽快立法,并及时采取行动对此进行弥补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梅颖。弘扬传统美德 铸造民族精神[J].中国统一战线,2003(5).

中国传统文化 篇五

中国传统音乐的蒙昧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时的音乐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早在那个时期,就有多样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流传至今的“埙”即为明证。在夏商时期,乐舞已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向对人的颂歌。比如乐舞《大夏》,歌颂了夏禹治水,造福人民的故事,还有乐舞《大蠖》讲述了夏桀无道,于是商汤伐之的故事。由此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已经出现,开始了音阶的统一萌芽。到了西周时期,宫廷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礼乐制,根据官员们的不同地位再规定出不同的舞队编制,同时,音乐的教化作用更加明显。周代实行采风制度,政府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有赖于此保留下了大量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秦汉时期,“乐府”的出现,意味着这种系统的音乐表现形式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汉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今天人们依然欣赏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就是当年的“乐府词”。在隋唐时期,政权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迎来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其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的《霓裳羽衣舞》广为流传,著名诗人白居易据此写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就描绘出了此曲演出的所有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兴起为重要标志,适应百姓阶层文化生活的多形式演唱音乐相继出现,如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以词牌形式出现,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一大批宋词精品出现。同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是自由的,不受宫调的影响和限制的,到后来发展成为曲牌体戏曲音乐,从而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元代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峰。元杂剧在北方最为兴盛,出现了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乔吉甫等很有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元杂剧南行时与南方的戏曲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明清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说唱音乐、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内容丰富多彩,各种说唱曲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例如牌子曲、道情说唱和琴书等。在南方秀丽的弹词中,苏州弹词是影响最大的,出现了陈调、马调、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它们分别以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为代表,苍凉雄劲、爽直酣畅、秀丽柔婉。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到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梆子腔得到发展,这种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音乐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和河南梆子。晚清,在北京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国剧京剧。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 篇六

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回顾收到书稿的45天紧张工作,感慨颇多。出版真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设计、校对、排版、美编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编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从交稿到付印只有短短的40多天,但本书的选题初步形成却是在2011年的春节。促成我想法雏形的是那次春节回老家过年。我爱人的老家在江苏苏北农村,春节正是一年中最冷最难熬的时候,所以我们总是在温暖的北京过年。北京过年总觉得年味不够,他总是炫耀农村老家的过年唱戏,各村出一台戏,一个村一个村地转着唱,一连唱上好几天。禁不住对那锣鼓喧天的想往,我们决定回农村过年。但是当我们真正住进村里时,发现村里照样冷冷清清。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甚至,没有任何的传统项目,县城里倒是有政府组织的庙会,但沦为了商品集市。与村里几位年长的亲戚一块聊天,谈起他们的过去与今日的农村,都无不感到失望。本应抱成一团的乡村,由于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受到来自拜金主义的影响,散多聚少,即使聚在一起也是“麻雀”和“酒精”的力量,扭秧歌、闹社火等民间自发活动已很少出现。

作为学农业经济。又算是搞文化的人,眼前的现实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农村正在步城市空虚文化的后尘。随着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现代城市文化的挑战与侵袭,特别是农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同时伴生出精神的极度空虚,这一现状越来越令人感到沮丧。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节日的气氛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在农村也慢慢开始流于形式。特别是号称中华民族的狂欢节——“元宵节”,正由传统的民间自发组织走向政府资助指定组织。要知道,这些活动不仅是构成中国民间和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现实中农村文化市场到底如何,传统的民间节庆活动如何恢复和引导,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村)文化重塑对新时代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这个选题思路日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恰在这个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史清华教授交来了他们刚刚完成的文化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专项“中国农村文化市场的演变与未来引导”研究成果。真是一拍即合。史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和他的初次合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是史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而我也只是一个刚刚工作没几年的小编辑。此后十几年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我编辑而成。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是一个高水平的作者,学术严谨、精益求精、淡泊名利。与他合作是很愉快而又省心的,因为他不但要求通读全部校样,连书中的插图大小、位置都是亲自确定。近年出版的五部专著中,三部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二等、二等),一部60万字的《中国农家行为研究》获得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作品奖。于是,我们很快就确定以此研究成果为基础,完成《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著作。

选题、作者,甚至初步成果都有了,最后定稿应该很容易了。但恰恰是史教授的严谨作风和追求完美,他一次次地推迟交稿,使我们安排的出版周期一紧再紧。他更新了大部分数据,重新绘制了所有插图。为了把山西民间传统的民俗节庆写准确,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还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人进行了抢救性访问,对一些典型地区的固定集会、传统庙会等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做出案例分析。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秉承了“田野调查”之精神,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实证研究“数据说话”之目标。拥有长达数十年的全国固定观察点数据,同时也自己组织了鄂晋鲁苏4省24村1048个样本农户调查以及上海市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利用这些大样本数据,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村文化演变和现状、农民价值观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 篇七

摘要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里萌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并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生育崇拜 生育文化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401文献标识码:A

远古先民的两性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动物生殖本能的基础上,人类对男女两性关系一直处于蒙昧阶段。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天人交感而生圣人的神话,这些“圣人无父”的感生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生育科学的无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又由于认识到女性腹体是孕育生命的所在,于是产生了对女性的孕体崇拜。孕体崇拜实质上是对新生命的崇拜,这是人类生育信仰的起点。

随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超过女性,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女性孕体崇拜也逐渐转为男性生殖崇拜。我国新石器中晚期就有石祖、木祖、陶祖崇拜。“祖”字的古体为“且”,而“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石祖即是形态颇似男性生殖器的石头。在河南淅川的下王岗、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和甘肃谷灰等地都发掘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男性生殖器崇拜遗物。“男性生殖崇拜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文明很高的种族里也可以找到。”

从女性孕体崇拜向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变,标志着生育信仰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得到了发展和推进,认识到了男性在生育繁衍中的作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象征新生命的头像不是刻画在女性的腹内,而是雕刻在男子的胸部,表明新的生命原来是在男人的身上,是他们的“种”,传到女子身上,有她们孕育生产,女性只是被动的接受这样一个延续生命的任务而已。

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对男性地位的认可和强化,更标志着生育信仰由对女性自然能力的承认变为对男性在家庭、社会生产中地位的肯定。在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家长拥有对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女子在家庭中变成男性的附庸,沦为生育以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这就必然导致出现在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同时,“原始艰苦的物质生活和濒于种族灭亡边缘的生育危机,使原始人渴望种族繁衍,人丁兴旺”。于是,早生多生生男开始成为生育信仰的重要内容,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基调。

包括女性孕体崇拜、男性生殖器崇拜在内的生殖崇拜是人类生育行为社会意志化的体现。“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延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

于是,诞生于人类初期的生殖崇拜,植根于原始生育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兼容并包容各种仪式、礼制、风俗等生育信仰,形成了复杂多绪的生育文化集合体,演绎成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育文化,溶进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中,渗透在民族文化里,影响着不同时期的生育行为。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对“生育”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生”,“出也”,“抚养也”,“生长也”;“育”,“生也”,“养也”,“养子使作长也”等等。如果将这些不同解释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生”和“育”都有“生长”、“抚养”之意。“生育”便是人们的孕育繁衍、抚养、教子等整个过程。

生育文化便是人们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点、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在主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到封建社会时期逐渐成熟。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在生育的目的和意义上表现为“多子多福”、“妇凭夫贵,自凭母贵”、“养儿防老”等;在性别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无子不成家”、“三千之责,莫大无后”等;生育子女的期望是“多子多孙”、“香烟兴旺”等等;对子女未来的希望是“望子成龙”、“早生贵子”等。

这些以“早、多、男”为主要内容的生育价值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厚重的物质基础,并有制度形式的保证而传承为相对稳定的生育文化系统。

首先,封建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这种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全靠手工操作,家庭人口的多少往往决定了经济状况,多增加劳动力,家庭生活就多一点保障。这种全靠体力劳动,男性自然比女性强,反映在人们生育观念上就是早生、多生、生男孩。

同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在代际继承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子女的义务,子女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但由于在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剥夺了女儿应有的权利,所有义务和权利均由儿子来完成,儿子成为家庭事务、家庭养老和家族延续的承担者。这样,在生育文化层次里就更加强化了早生、多生、生男孩的观念。

其次,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孝”文化所造就的宗法制度和伦理制度也确保了早生、多生、生男孩观念的延续。“孝”是传统社会规定的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并要外化为具体的孝行,而“孝”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能够传宗接代,使家族香火不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同时,儒家文化强调“大一统”,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庶的象征、家族兴旺的标志,因而“早、多、男”生育文化得到国家的提倡和家族的拥护。在统治阶级和家族的极力维护下,形成于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伦理道德准则。

传统“早、多、男”的生育文化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一种特质的文化现象,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反应着人们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引起的生育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转换为社会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规范要求,从而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产生影响。

人类生育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而这种数量变化一般还是一种增值性的变化。“若没有了社会制裁,人类既然能够脱离生物机能的连环,他们种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自然的保障”。生育文化在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里,一直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诱因之一。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们寿命一般不超过四、五十岁,平均年龄则在20岁至30岁之间。在人口死亡率高达50%的情况下,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到1.5‰,新石器时代则增长到4‰。可见,生育文化对原始社会人口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赵国华所说,生育文化“其深层涵义是祈求生殖繁盛,亦即解决增加人口问题”,也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进入封建社会,由于战争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中国人口发展极不稳定。为了巩固统治,封建政权一直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同时,个体家庭和宗族也都鼓励族中家庭早生多生,生育文化繁盛一时,直接导致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据统计,1741年我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亿,到1830年猛增至3.94亿。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2亿人口。

近代以来直至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出现了衰变迹象,但其作用并未完全消失。目前,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以及部分特殊人群中依然固守传统生育观念。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依然存在,并成为近现代社会人口膨胀的诱因,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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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我国传统文化 篇八

然而,什么是文化?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因此,这种“时尚”不能不带着似是而非的夹生味,也不能不产生出我们将来肯定会鄙之为“垃圾文化”的东西。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数千年历史演进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之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进步或反动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的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在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又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和关系,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作为历史范畴的税收具有如此耐人寻味的特质、特性和特别功能,因此,我们对于税收文化传统更不能等闲视之。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第一,中国税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传说,黄帝时代中国就有了税收(《路史》),时距现今有五千多年;正史记载,夏朝在出现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形成了税收体制,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至今也有四千多年历史。当时的“贡”,指各地的上贡;“赋”指田赋。不过,夏朝都统称“贡”。到了西周,便有“九贡”和“九赋”之分。“九贡”是把上贡的物产根据用途分为九类,并确定它们的用场:“九赋”前六种均为田税,后三种就包括了关税、市税、各种资源开发税、物产税以及种种杂税。

从夏商周开始,中国的税收,经过几十个朝代的更迭开拓;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包括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几个社会形态的变幻调整;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学理和实践上的导引革新;又经过历代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和少数民族入主的冲击,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破坏;经过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门户开放后的变动;解放后所有制改造及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影响;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发展……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蜿蜒曲折,陶冶积淀成我国税收文化传统。

所以,中国税收文化传统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从未间断,为世界所仅见。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深入人心,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己明确。先秦诸子中,如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摇薄赋”,“与民休息”……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但不是主流。虽然历史上的一些统治集团的政策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斥之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窃以为,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西汉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越到后代,越被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了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赈灾、修桥、修路等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蠲免”的规定等等。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孔子最早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民则不变”;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即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的传统;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新的传统,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的税收史毕竟是一部压榨老百姓——纳税者的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取之于民”,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所以,在解放前,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一致的。

二、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管仲声称:“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商鞅变法提出:不经批准从事“未利”者,罚作奴隶;汉朝初年规定贫民和商人不得为官。至于税收上,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代的“过税”、“住税”,都是挖空心思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从明朝的“一条鞭”到清朝的“摊丁入亩”,所有这些改革,都贯穿着这样的主导思想。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虽然也有合乎时宜的改革内容,但总体方针是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统治的专制化和集权化。无疑包含着严重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现象,不能不说与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观念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沉重的包袱。我们习惯地把它称作“左”的势力和“左”的影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使税收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从而与社会、与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隔阂;它的保守、封闭、僵化的特性,阻碍了税收体制的改革开放,影响税收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影响税收体制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进程,影响税收的财政、监督,调节社会经济多元功能的发挥,只重收税而不重为纳税者服务;纳税者缺乏纳税意识,缺乏权利和义务统一的观念。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壶知道为大家整理的8篇《中国有哪些传统文化》,能够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是壶知道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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